有谁能知道此文的作者？
灵溪回忆录 我是浙江天台人。天台小有名气，天台山是佛家八小名山之一，该处的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游的便是天台；白居易亦有吟咏：“天台山上月明前，三十五尺瀑布泉。”现代散文家许杰、陆蠡亦是天台人氏。我十一岁离开天台灵溪，之后步步北上，久居北方。然而，家乡的明月瀑布、绿水青山，常常飘在心宇中，撩人忆念。尽管后来“串连”过不少名山大川，依然抹不掉这一幅最秀美的印象。
灵溪是天台的一个大村，我离开它的时候，便有数千村民。村民聚族而居，大多姓奚，与我同宗。前几年，有个堂叔自老家来，告我村里还有人保留着宗谱残本，谓我们祖先原是河北保定附近人氏，后来南迁至皖南，又从皖南迁至浙江，便在灵溪定居了下来。只是，他没说清系何时南迁，是晋朝，还是宋朝，抑或是其他时代。不然，便颇可作史学、民族学和人口学上的一番假设。
奚字加三点水，便是溪。村前有两条溪，成一个倒写的人字，流到村头汇聚，然后合流而出。环村皆山，漫山苍树绿竹，山美水秀，是谓风水，也便有了灵气。大概，灵溪的村名便是这么来的，奚家祖祖辈辈，便在这里生养繁衍，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村里，笼罩着浓重的文化氛围，未进村子，先有一座佛堂——我还见过两个尚存的和尚。村前大路，一溜排着三座宗教建筑：一是老爷庙，供着关公周仓；二是观音寺，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还有一座说不上名，可能是土地庙吧。村前的石拱桥曲如长虹，比苏州的小桥要宏伟得多。桥的一头连着山前进村的石子路，另一头连着叫马草坛的大片竹林。桥栏上蹲着形态各异的石狮子，嘴里的圆球可以随意滚动。桥中心镶有一个西瓜状的青石球，似桥的眼眸。桥侧有一座红色的字纸亭。村里如有字纸掉在地下，便有老人拣起来，送到字纸亭去火化，纸灰随风飘散，大半落在亭下的深潭里，喂了鱼鳖了。村头第一座房子便是文昌阁，最热闹的场所则是祠堂。祠堂除了祭祀祖宗，还兼作戏院。解放后虽然改作了小学，但逢年过节，这里常常演戏，村里的民办剧团或外村的剧团，演的是《盘夫·索夫》、《珍珠塔》、《铡美案》之类绍兴戏。我在这里上学时，那时大厅里还供着祖宗牌位和宗谱。祖宗牌位都涂着深红的大漆，每个上边都雕有属相头象，各种狰狞的动物密密麻麻地簇聚在一起，拱卫着装有宗谱的红底绿字木箱，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森严。虽然村里如此重视文化，但没出过象样的文化人，没有许杰、陆蠡，更遑论鲁迅、胡适。虽然有几个人留过日，但后来并无什么建树，晚年仍归家务农。我家在村子里算是有点儿风水，但曾祖父也只中了个秀才，太祖父则是一介武夫，中过武举——村前的马草坛，当年没长竹子，曾是他们跑马练武的操场。灵溪最有名气的，要数当过皇上侍卫的人称侍卫老爷的了，村里流传着他的许多遗闻轶事，村剧团里演戏的戏装，大多是他留下的遗物。
村里人颇以自己村子的风水和家族传统而自豪，村剧团的演出，也常常成为他们夸耀的资本，说是后场如何如何硬，小生如何如何英俊，等等。老人们有时也提起，过去，奚氏宗族为争水和其他原因，不时和邻村的周氏宗族发生械斗。村头大路，临溪一侧，有石头砌垒的高墙，墙面上留有一溜洞口，据说便是用来放枪的。
村头有一棵大樟树，不知生于何年，如今枝繁叶茂，树干有六、七抱粗，张扬着冠状的枝叶，形如绿色的蘑菇云，树荫遮遍了整个村头，数里之外，便蓊然可见。人们十分珍爱这棵树，称作“风水树”。这棵“风水树”面临两溪交汇的岔口，岔口上，有一道鱼形石岗，尾部横在溪中，头昂到文昌阁基部，老人们把它称作石龙。人们说它是有灵气的，半夜三更还会吟叫。因此，在人们心目中，这条石龙也是圣物，护着奚家的风水。樟树底下，还有几座宏伟精美的石牌坊，不知道是皇上表扬哪几个贞节烈妇的。
樟树还遮盖着一片空场。每逢集日，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便在这里敲锣打鼓招揽观众，热闹时，几摊子同时并举，各自拿出看家本事，比一个上下高低。我们常在窗口看热闹，居高临下，可以同时看几家的表演，很是高兴。平时，这里则是大人们候工、娱乐的场所，墙头石块上、牌坊的茶座上，刻满了象棋和被称作“三大直”的棋盘，每有闲空，人们便在这里玩上几盘。夏天，由于树荫的遮盖，这里是一片清凉世界，很多汉子、小孩，吃完午饭，便光着膀子到这里睡觉、下棋，直到正午太阳的毒热下去后，才各自下地干活。最热闹的，则莫过于求雨了。到了六月天，要是二十天半个月不下雨，人们便遑急了。不知道在谁的组织下，村里一支庞大的求雨大军便井然有序地组织起来，汇聚在这里，出发去括苍山深处求雨。这支大军，共分四路兵马，由村内四个不同行政地段分别组成。每个地段，都各呈技巧，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那么多的龙旗，领头的用海碗粗的大茅竹当旗杆，由最强壮的几个后生轮番杠着，后边簇拥着许多旗子，上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的祈词。之后，人们前呼后拥着一座台阁，台阁分两层，上层立着一名童女，下层站着一名童男，穿着极为鲜艳的彩衣，脸上抹了脂粉，很是风光——当时，我对于入选的童男童女，羡慕得要死，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荣耀的角色。求雨大军辛辛苦苦地折腾了一天之后，从括苍山取回了一条小蛇，到村子溪边放了生，便大功告成了。
我家的祖宅紧挨着大樟树。樟树的树荫遮盖着房屋的一角，落叶不时地飘零到院子里，清风吹来，送来淡淡的樟树的清香。相传，这座住宅是太祖父——我们称作老太公盖的。老太公中过武举，大概也很有钱财，便盖了这座方圆数十里最为豪华的一座住宅。住宅有两层，两重屋檐。正房大小有三座院落，下坎还有一所下院，上坎是一溜柴房。院心用石子镶成各种几何形状，围廊宽大一丈有余，均用石板砌铺，廊柱上方雕刻着各种人物故事，花格木窗均有各类动物和花鸟组成的吉祥图案——据说，仅仅这些雕刻，匠人们便花费了一年时间。房子盖成后，被人们称作新屋里，老太公便将房子分给了三个儿子，儿子们又各自生了儿子，孙子们又有了子子孙孙。不出百年，这个家族便有了一、二百人，大部分仍居住在这座祖宅之中。到了祖父这一辈，有兄弟六人，祖父排行老三。老大老六住在村南老房，老二住在下院，老三、老四、老五便住在新屋里的几个院子里。爷爷生了五个儿子，父亲是老大，分家时分得了间半房子。房间坐落在新屋里的大院里，坐北朝南，位置很好，我便生在这里，是在马桶里出生的。我们的房间不算小，放了一张带踏床的七帐床，还有一个大橱、办公桌、小床、一条春凳和两个方橱，办公桌靠着窗口，抬头便可见到山林。这个院子的建筑，在村里鹤立鸡群，而且仗着人多势众、财大气粗，在村里很有势力，因此，便干出了一些霸道的事来。我记得，在宅子的下房里，便曾吊打过一个人，那个人被悬在空中，成虾子状，宰猪似地哭叫着……
土改时，我大概已有三、四岁，开始记事了。见过使我们惊讶的爱吃生萝卜的北方来的解放军，也曾被流窜的土匪惊吓得哭过鼻子。新屋里的人，在外的或者去了台湾，或者参加了革命，守家待地的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被划为地主。父亲多年在外，在北方参加了解放军，因此，我们家便成了军属，门口还挂了一块“军属光荣”的木牌，正是这块牌子，成了护身符，使我们家免遭改造之苦。那时，我还处于懵懂状态，眼花缭乱地看着院里各家财产被搬到院心、围廊和厅堂里，然后分给了一些穷人。还记得，小姑姑在分财产那天跑了回来，为祖母藏匿了一些东西。曾有人把铸有袁大头的一包银圆，塞在了院外的墙洞里，被我母亲发现了，但一直没有人敢于出来认领。后来，见到一个腰挂驳壳枪的女乡长到院里开过几次群众会，只觉得她很会讲话，但不懂得她讲些什么。祖父此时听从了一个算命先生的话，逃亡到“东北方向”避难去了，直到土改运动结束后才回了家。他在家的兄弟，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判刑，只有四叔公安然无事。
一时，村里颇为热闹，乡政府经常在祠堂里召开群众大会。通知开会的是一个人称“乌宁哈”的半老头子。他一边敲锣喊话，一边还抠着屁眼。每当他敲锣过去，总有一帮孩子们跟在他后边叫喊：“乌宁哈，有格煞（没出息），天亮告炮（明天枪毙）后日杀……”
土改后，新屋里的居民有了变化，住进了几家人家。我家对面住进了两户，其中一户男主人绰号“曹操”，是替人扛棺材的，女主人则是给死人穿寿衣的。他们很穷，有二男二女，第二个男孩叫圣科，比我小一岁，我们常在一起玩。后院搬进了两家人家，一家是基奥大伯，其妻有病，不会生产，因而他们打外村要了一个男孩，男孩叫祖瑞，挺淘气的，不久也成了我的伙伴。另一家也是无儿无女的老两口，我称男的叫小贝大伯。他给我的印象极深，个子矮矮的，长头发往后披，象女人似的。他年轻时在上海一带闯荡过，知道许多社会上的事，爱谈天说古。夏天晚上，大院里点燃一根艾辫驱蚊，便跟人聊起来。冬天晚上，则手捂着一个陶做的火笼，与几个人在一起说“山海经”。我是一个热心的听众，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悄悄地坐在小板凳或门槛上，听他们海阔天空。后来，我也慢慢知道一些人物和掌故了，便也开始胡乱插嘴：“张飞和牛皋哪个狠些？”“关公和岳飞啥人最忠？”他们听了，也不作答，只是笑，我自以为我提的这些问题是挺有趣的。
后来，当兵的父亲和另一个堂叔从朝鲜回来探亲。他们胸前挂了好几个军功章，并向人们讲述战场上的惊险的经历。老人们嘴里念着“阿弥陀佛”，说我们家风水好，他们才得以平安地回来。之后，母亲带着姐姐去了上海，妹妹放在大姨的家里，我则仍住在家里，由奶奶抚养——在奶奶身边，母亲放心，因为奶奶最疼的是孙子。那时，几个叔叔尚年轻，家里生活不好过，常常靠吃白薯干过日子。奶奶因我跟着她受了苦，一边啃着薯干，一边掉眼泪。
终于，母亲回来了，在灵溪过了一个年，过年后，便把我和妹妹接走了。我不愿走，留恋这里的伙伴，留恋奶奶，但后来还是走了。第二年，我独自一人回过一趟灵溪，此后，便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石子路。数十年在外学习、工作，思想上离得愈来愈远，但感情并不曾淡薄过。
大学毕业后，我在冀东插队、工作、安家，灵溪已成了我忆念中的印象，似乎象昨夜的音乐，已飘逝到虚无缥缈之间。偶而，知道一星半点老家情况。听说在文革中，村里也折腾得可以，新屋里的一些人自然又成了运动的对象，吃了不少苦头。廊柱上的木雕都被扫“四旧”扫掉了，有的房间变成了猪圈。孩子们小学毕业后不能上初中，更不要说上大学了。
八十年代中期，母亲携着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安葬，回来后说了不少家乡的见闻。说灵溪这些年大变了，人们改变了过去守家待地种田过日子的传统，许多人跑到了全国各地去“做橡胶”。所谓做橡胶，便是将废旧的汽车轮胎加工成鞋底和三角带等各种简单用品。打头的往往自己不动手，而带了一批人到外地去开作坊，利用别人的资金，租借别人的房屋，自己出技术，跑供销关系，每年均能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一进腊月，他们便提着鼓鼓囊囊的提包回家了，穿西装，抽洋烟，手头阔绰得很。过完元宵节，又三五一伙，四六一帮地到外边找活干。不外出闯荡的小伙子，往往被人瞧不起，娶不上媳妇。据说，村里最早“做橡胶”的是我的一个堂叔，他和他的几个弟弟先富了起来，手里有了十万八万元钱，第一件事便是给土改中死去的父亲修坟，竖起了墓碑，坟前铺了石板，围起了栏杆，很是气派。第二件事是盖房子。他们另找了一块地皮，盖起了带自来水、电灯的楼房。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村外出“做橡胶”成风，村里几年就变了样，盖起了许多新楼房。原来，灵溪人多地少，在天台县是个穷村，现在则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村了。
新屋里又出现了变化。地主被摘了帽，子孙们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了，农副业搞得十分红火，人们除了“做橡胶”，还学会了抓蛇、养鸭、种药材，有了钱了，又到外边盖了新房，基奥大伯不知从哪儿听说，土改分的房子要归还原主，担心形势起变化，便赶紧把房子卖给了我二叔。小贝大伯早就没了，“曹操”夫妇仍操旧业。新屋里这个家族人丁更加兴旺，倘有人与外户人吵了架，唿喇喇便上来一帮子，数十人甚至百多人前来助阵，架打大了，便到乡里、县里打官司。新屋里的人如今路道粗了，在乡里县里都能说上话，因此，往往吃不了亏。这么一来，新屋里人便觉得扬眉吐气，自觉人多势众，财大气粗，谁也不怕了。消息传来，我心里颇不安宁，担心摁下葫芦起来瓢，这历史的恩恩怨怨何时有个了。我曾写信给一个起着领袖群伦作用的一位堂叔，劝他做一做他人的工作，凡事从长计议，与村里人和睦相处。信写去以后，没见回音，不知道起没起作用。
中国的文化，离不开家园故土，我的心中也挽着这个情结。但愿有一天，我能携带妻儿，默诵着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诗句，回家看一看，看看大樟树，看看石拱桥，看看我儿时的伙伴们，也希望能与新屋里的叔伯兄弟们在一起好好叙叙旧，说说过去，说说将来。不知道，见面后，他们还认识我这个远方游子不？
出处：http://www.clcn.net.cn/guest/search/st_dianzi/ST_JW/weiminghu/35.html
想必是个老前辈！离家N年了！ 此文是一位在上海居住多年的奚姓老先生所作，已经是6 7 年前的文章了.
搜到的..... 感动ing！ 是哦！在网上搜的 想必这位老先生已经来过天台，上海——天台，并不是很远！
思乡是可亲！ 他也会回来的 感动 情真才能感人。回忆得如此细致，可见往事已经铭刻于老人的心间，点点滴滴化为两个字“乡思”。 人生最大的欢乐在于深信我们自己有人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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