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人海 发表于 2008-1-18 23:13:05

【南方周末】王寅:侯孝贤印象记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发自香港

  

2008年伊始,侯教贤带着他的新片《红汽球之旅》在欧洲做宣传,这部新片的主演是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最近侯孝贤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红汽球之旅》还将参加即将在1月24日举行的鹿特丹电影节。与此同时侯孝贤的下一部电影《聂隐娘》正在紧张筹备之中,主创人员还是阿城和朱天文,主演是舒淇和张震。“假如拍一部电影叫《侯孝贤》,第一印象是我的脸,很老了,皱纹都掉下来了,然后你拍很久,脸上的东西都可以看到。哪一天我突然在演讲,或者在听别人讲的时候,傻傻的,你可以拍。当然,你找我,我可能不会拍那种片。”

2007年11月5日上午,侯孝贤导演大师班在香港浸会大学开讲。和通常的斯文柔弱的台湾文人不同,侯孝贤一身片场的工装装束,头戴万宝路的帽子,蓝色棉布衬衣,披在肩上的毛衣在胸前随意打了一个结,脚蹬白色球鞋。即使是穿上博士袍接受荣誉博士的时候,穿的还是白球鞋。

在大师班开始之前,南方周末记者通过香港浸会大学向侯孝贤提出采访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正式上课前,侯孝贤会简单接受记者集体提问,大师班期间一律不接受单独采访。侯孝贤将于11月12日重返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届时可以安排专访。

11月7日上午,记者的手机上出现了一条短信:“王寅,天文给了你的电话。中午讲座完一起吃饭?侯导。”在赴香港之前,记者致电曾经采访过的朱天文,朱天文表示如果有机会和侯孝贤通电话,会转告采访的要求。

这一天是大师班的最后一天,上午的讲座结束之后,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师生与侯孝贤在会场外合影。集体合影一完毕,侯孝贤就扯开嗓子叫喊记者的名字。记者其时就站在他的身边,立刻作出回应,两人相视而笑。我们的交谈不断被打断,要求与侯孝贤合影的学生甚众,侯孝贤均极有耐心地一一予以满足。等到所有的学生满意而去,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分钟。

学校安排的午餐气氛轻松,聊的话题散漫而随意。细心的侯孝贤一直非常关照记者,不断往我面前的盘子里夹菜,嘱咐多吃,惹来轻微的嫉妒声。

侯孝贤的下一部电影是古装武侠片《聂隐娘》,取材于唐代裴鉶的短篇小说集《传奇》,讲述的是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子习武后成为一名女刺客的故事。还是原来的班底,编剧朱天文、阿城,主演舒淇、张震。从三年前筹备这部影片开始,侯孝贤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古籍,为了捕捉聂隐娘打马球的神韵,侯孝贤计划去新疆看马背上的女人。

  要拍武侠片的想法由来已久,侯孝贤还清楚地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跟在哥哥后面看武侠小说,几年下来,把书摊上所有的武侠小说全部看完了。“我也来拍武侠,我就来重新界定武侠片,看看它可以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感觉武侠对以后的华人电影蛮重要的,这一块是惟一外国人没有办法拍的类型,除了日本人之外,日本人拍的是另外的武侠。”

侯孝贤在北京时,住在老北大旁边,有一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站在街边等车,两排行道树中间悬吊着路灯,电车从弥漫着薄雾的街上开过。“假使哪天我可能就会拍一个以北京为背景的电影,动工是非常快的,很容易的。因为资料太多。”侯孝贤在内地拍的电影题材还是和台湾有关,譬如台湾早期的共产党,譬如到内地发展的台商,譬如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

侯孝贤在北京的时候,正值十七大召开,他在电视上看到介绍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这在台湾是没有的,台湾根本不知道那些人谁是谁。我每次去北京,计程车司机也好,随便一个什么人,他们讲起来清清楚楚,不像台湾,所有的人都一片糊涂。”

眼见侯孝贤被记者“霸占”太久,圆桌上的提问接踵而至。在讲座的互动环节里,每天都有人问到侯孝贤对李安和《色,戒》的看法,即使在午餐时间也不例外。侯孝贤回答:我讲真话不好,讲反话也不好,怎么讲都不对,你们凭你们的直觉吧。直觉最准,不要被左右,你们去体会,看完就知道。其实张爱玲的小说是最难拍的,那是个陷阱,因为她的文字太强了。除了《饮食男女》之外,李安拍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小说改编的。你一直拍小说,可能有时候出现一个判断的问题,有时候自己的脑子有部分会停顿,他拍的都是好小说,事件很多,如果哪一天会滑一跤就是在小说上。

记者在和侯孝贤确认12日采访时间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一天已经没有任何空隙——12日中午,从台北飞来香港,下午,侯孝贤接受荣誉博士之后,有一个小时的记者群访,然后有校方安排的晚宴,结束时间不会早。而第二天一早,他又要飞回台北。这次讲完大师班的课程,侯孝贤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眼看原先的安排就要泡汤,侯孝贤略一思忖,说道:那就今天晚上吧,晚上有朋友的宴请,晚餐之后,你过来酒店。这样你也不用再跑一趟了。

晚上,南方周末记者如约来到侯孝贤下榻的万丽酒店。赴完朋友的饭局,侯孝贤匆匆赶回,喝了酒的脸上还有些潮红,我们在大堂一角坐下。应一个朋友之托,记者取出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请侯孝贤签名。侯孝贤问清楚那位朋友的姓名,然后工整地写下,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写上日期、地点。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记者看见侯孝贤从兜里掏出香烟盒,抓在手里。由于从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法律严禁公共场所吸烟,于是,记者建议先去酒店外的街上。

站在街角的路灯下,我们继续交谈。尖沙嘴高楼之间的风很大,也有些凉,侯孝贤手中的烟头就掐灭在废物箱的边框上。过往巴士的车灯划过街道,很快又暗淡下去,城市沉浸在不确定的黑暗之中。偶尔,烟头明灭的光芒勾勒出侯孝贤脸部的轮廓。连续三天的大师班,白天又是连着两场讲座,加上应酬和深夜的采访,60岁的侯孝贤整整一天没有休息,但此时依然精神矍铄、豪情万丈。

阿城曾经写过第一次见到侯孝贤的情景,那是1986年的香港:孝贤是小个子,直细的头发扇在头上,眼睛亮,有血丝,精力透支又随时有精力。孝贤很温和,但我晓得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伟且相貌堂堂者分开众人,出来的袍哥却个子小,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

元气充沛、言辞温和、平易近人,同时又目光锐利,侯孝贤还是那个侯孝贤,在凤山城隍庙长大的倔强少年从来没有离去,分明还在他的躯体深处。

我们告别时,已近凌晨一时。

几天之后,记者再次收到侯孝贤的短信:“阿城的阅历、鉴赏力以及对事务的透析,对我而言,常常是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就像天文才俊这样的人。作为上次采访的补充。”

人山人海 发表于 2008-1-18 23:13:40

  专访侯孝贤:“创作本来就是有限制”

  来源:作者:南方周末记者王寅发自香港

  “什么叫妥协?因为你在这个路上就是这样,你做这些事情,拍这些电影,像你人的一部分,他是不可能有任何折扣,这种折扣的意思是现实面,你是在现实面找到一个角度和方向。”

  朱天文、阿城与编剧

  南方周末: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朱天文是你的御用监制,也有人开玩笑说,你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

  侯孝贤:这是阿城说的。

  南方周末:上次采访朱天文的时候,说到与你的合作,她说更多的是承担一个秘书的工作,把你的想法记录下来。这个合作怎么来进行?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互相激发。

  侯孝贤:合作基本上是,要拍什么我会想,我想的源头或者是从一个人,某一个事,通常是人跟事都有。年轻的时候比较快,有些东西是很快就决定要做了。然后我会把这个想法讨论,讨论不是一次,有时候蛮频繁的。但是主要是我要落实怎么想这个事情,比如我自己已经有想法,一直在整理,整理中间会跟她通电话,或者跟她聊,聊到我现在整理的状态,她就会说,可能这样子,你这个是很棒。她有时候不是直接讨论内容,而是讨论人物,延伸出去的,由这个人物延伸出去其他相关的方面。

  我们完全是用举例式的,比如说,聂隐娘十岁的时候,为什么会被道姑选上?我会说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面写到,有一次山洪暴发,有一个屋顶漂在河面上,屋顶上面站了一个小女孩,抓住屋顶延伸出来的木头,很镇定地站着,沿着洪水而下。类似这种冷静跟沉稳,有时候是会被选择的一个必要条件。拍《咖啡时光》去看景,我喜欢坐在轻轨列车第一节,可以看到驾驶室,可以看到正面。有一次车进站,月台其实有个界限,这边是黄线,很窄的一个地方,就几乎在这个黄线上面,一个小女孩,小学一年级,背一个包,迎面大步走来,完全无视于车的到来,车当然不会撞到她,我知道她有这种经验跟惯性,但是你看到她的一种姿态,毕竟是一个小孩子,才六七岁,一种感觉很奇特。

  南方周末:这种经验都会用到?

  侯孝贤:我们讨论都是这样,我会举这个例,她会举那个例,或者举到我们对某个熟悉或者认识的人,有时候提到我们看过的小说,张爱玲写的某某人物,这种讨论基本上就是很具体,很具相的,讨论完,继续写,然后又会讨论,再继续写。

  南方周末:朱天文说你的剧本经常写在你女儿的作业本上。现在孩子都大了,应该不会再用了。

  侯孝贤:(笑)还是会,我买6块钱一本,便宜。我有时候写得很乱,我会圈,第一、第二段到哪里,第三,这样分场,然后她就会根据这个用文字进行整理。

  南方周末:朱天文说你到现场之后,这个本子事实上是不用的,只是给演员一个交代的东西。

  侯孝贤:给演员和工作人员沟通,你不能一直说,给他们看,会很清楚,然后通常导演组、制片组都会讨论一下,他们会准备什么,会做出表来。跟摄影师也在看景的时候会直接讲,直接讨论,通常我在拍戏现场很清楚要拍什么,对我来讲并不是文字,我把它大概描述出来,描述出来有时候会有简单的口语,类似对白夹杂在里面,我在现场直接面对演员的状态,然后看我怎么安排,演员也知道一些重点,我是完全看现场的情境,现场的空间怎么去引导演员,怎么让他们进入,他们该注意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光打好,他们就进来,就拍。

  南方周末:朱天文去拍摄现场吗?

  侯孝贤:以前还有,后来几乎没有。

  南方周末:大陆的编剧就没有这么幸运,导演会把他们抓过来现场:这里要改,你现在给我改!

  侯孝贤:不可能。从来没做过。而且我通常也不改,我现场口头改,要是改的话,这个改基本上是你脑子在怎么安排,换一个形式,因为我不喜欢用这种所谓的戏剧性的对白,我还是用正常人生活上的语言,除非我有一个特别要交代的,这里面要提到。

  南方周末:朱天文说,经常在一个咖啡馆里一起讨论剧本。那里人声鼎沸,是不是一定要那个氛围?

  侯孝贤:25℃(按:咖啡馆名称)。也不是,其实我以前在茶馆是在一楼,地下室更多人,一楼有时候旁边也会有人,对我来说,我喜欢看到有人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声音很吵,除非我精神很差的时候会干扰,通常不会,你在想、在看的时候,有一阵子集中感觉是无声的,不会受他们干扰。而且它有一个状态,就是礼拜六人特别多,平常差不多11点开门,下午也没什么人,要到四五点以后有一些人,差不多到六七点又少了,有些人在那边也用餐的,除了礼拜六蛮多人,有时候礼拜五很多人,其他都还好。

  现在那边,去的人都是蛮时髦的,有的是做广告的,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大家都认识。

  南方周末:朱天文对阿城的评价非常高。他究竟高在什么地方?

  侯孝贤:其实阿城以文字书写来讲,早期出了“三王”,在那个时代非常地突出,非常地醒目。后来他几乎没有再写,就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写的很多东西存在电脑里,后来电脑坏了,就不见了,慢慢他也不写了。我跟他聊,他阅历博杂,非常有得聊,有他的见解,我感觉非常有道理,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阿城对拍戏有直接的帮助吗?还是仅仅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朋友?

  侯孝贤:我们跟他聊,并不是直接地聊电影,《海上花》因为是改编剧,对白直接摘下来就好。阿城会带我们去辨识古董家具,包括使用的器具,我们买了一大堆古董家具,全部运回台北,然后搭景,基本参考石库门,我们搭得大一点,其他细节会问他,以前人的状态是什么样。比如这次拍《聂隐娘》,我看唐朝的所谓磨镜少年,帮人家磨镜子的,是用淬镜,通常是用火。那我就问他,火淬铜镜是怎么磨?他说不是,是淬锌,他说这种镜子通常锌有时候会掉,剥落,锌会亮,然后有时候会凹凸,他就把它磨得很平,用锌镀,不是镀,上一层锌的意思,上一层锌基本上变成不锈钢。我们很多外面的贴的,不锈钢的,现在都已经到那个钢片了,很薄,那是锌钢合金,所以我一听,就明白大概是怎么做。

  南方周末:我知道阿城很能侃,而且见多识广,但是他的万宝全书也会有缺一只角的时候,会不会被你问倒?

  侯孝贤:还好。我们都会聊一个方向。比如我说,我跟他问到唐代的官制,我说藩镇这里面的结构,我知道有行政和军,你到底宠谁不一定的,谁跟你最亲也不一定,这个东西你可以考。他不是被问倒,而是他可能也没办法一时三刻说得很清楚。

  南方周末:阿城的角色很像历史顾问。

  侯孝贤:但是有时候历史顾问对生活细节到底是什么也不是很清楚。生活细节有时候是触类旁通出来的,或者是古文里面有提到。所以基本上早期的这种比较偏远乡下的生活习俗大概会知道。比如说那个电影里面,一个人要来行刺,用玉围住脖子,所以一刀没成,被玉挡到了。台湾的原住民在仿造以前的器皿的时候,有一样是用骨头,一片一片,打洞,用绳子串起来,围着脖子,穿在里面薄薄的,他们要出去的时候,这块是必要的。唐朝跟以前原住民一样的,动不动就砍人头,因为这是确切的凭证。别人砍,这个就可以防。想象我们可以再造的,而且我也不忌讳说我们的想象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判断。

人山人海 发表于 2008-1-18 23:14:13

  侯孝贤:我永远给自己找难题

  大师首次全方位回顾创作经历

  来源:作者:侯孝贤口述南方周末记者王寅整理发自香港

  

  《悲情城市》描摹了台湾悲情

  侯孝贤

  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1947年生于广东梅县,出生不久即随父移居台湾,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

  1980年首导《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1981)成名。

  1983年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获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并引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端。

  《风柜来的人》获1984年法国南特大三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

  《冬冬的假期》获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

  《尼罗河的女儿》获1987年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

  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台湾中时晚报最佳作品奖、导演特别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993年执导《戏梦人生》获台湾中时晚报电影奖最优秀作品奖,199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其后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年)、《南国再见,南国》(1996年)、《海上花》(1998年)、《千禧曼波》(2001年)、《咖啡时光》(2004年)、《最好的时光》(2005年)等。

  侯孝贤姚宏易/图

  “电影是讲不通的,要去拍,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甚至会越拍越好。”尽管开场白这么说,但侯孝贤的导演大师班还是连讲3天,6个半天排得满满当当——侯孝贤电影之路,电影的信念和美学,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罗伯特·布列松,与香港影评人对话,说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讲评浸会大学电影电视学生的作品。这也是侯孝贤第一次全方位回顾创作经历,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

  南方周末记者旁听了全部3天的大师班课程。

  叔叔,你带我进去

  有人说我后来拍的电影结局都非常悲伤,有时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苍凉感。为什么会这样?我个性热情,跟人非常容易相处,面对世界的眼光似乎不可能是悲伤或苍凉的。

  其实在童年,在成长过程里,你已经不自觉地对这个世界形成苍凉的眼光了,那是逃不掉的,只是你当时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你,那段时间就会在心底藏起来。

  什么是根?除了实际的电影经验,就是你成型时期的人文素养,你成长的背景。

  《童年往事》说得非常清楚,1947年,我父亲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因为参加审议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湾当台中市长。他邀我父亲当主任秘书,我父亲就实实在在来台湾了。过来以后写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都接来了,我那时候才4个月。

  然后,1949年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影响到我家里。影响比较严重是我母亲。突然回不去,她的后援就没了,亲戚朋友全都没了。我父亲得了肺病,心脏也不好。台北潮湿,会引起气喘,他就长期住疗养院,然后不得不迁到南部。我母亲常常两边往返,然后带着一堆小孩。从小就很艰苦,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奶奶一直要带我回大陆,她说过了梅江桥就要回去了,因为她太老了,已经没意识了,她感觉是在真实地回家。你不知道生活有多少荒谬,所谓黑色,是从真实和荒谬来的。

  我是4月生人,我的星座是白羊座。星座可能有一定道理,我的性格是总想逃避,就是不想呆在家里,总往外跑。

  我们在凤山的时候,住在城隍庙附近,县衙旁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我们那个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戏剧比赛的地方,每次比赛都要一两个月。有地方戏剧,就是歌仔戏;有布袋戏,我们叫掌中戏;还有就是皮影戏。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小时候我经常在榕树下跳来跳去,爬到顶上去看人家怎么打。

  遇到电影,我就去拉人家的衣袖:叔叔,叔叔,你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有一次可以进去。稍微大一点就不好意思了,就爬墙、剪铁丝网。

  我们还做假票。人们进入戏院后就会把票扔掉,我们就去捡来用。我那时候那么小,可非常清楚,撕票的人绝对不会仔细看的。

  我看的电影非常多,所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比如去北京,一定先看电影,然后看中央电视台,经常一起床就看。

  偷芒果,听风吟

  差不多初中时,我们家住在县政府宿舍里。我中午吃了饭就溜出来,爬上墙,旁边就是芒果树,我就偷摘芒果。我不会偷了就赶快溜,不是,我是先吃,吃完了再带,带完了再走。

  吃的时候很专注,因为你怕被人家抓,你会注意到底下有没有人出来,那时候还是农业社会,午休时路上偶尔会有一个人骑单车嘎吱嘎吱过去。你一边吃,一边注意细节,因为非常专注的原因,你会感觉到树在摇,你感觉到风的存在,听到蝉声,因为你那么专注,所以那一刻周围就凝结了——凝结就是瞬间情感的放大。其实电影里面的时间凝结就是把情感放大了,电影中的各种情绪也是如此,有点像慢动作的意思。

  我把这段经历拷贝到了《冬冬的假期》里。这是我对片断的理解,我常年写剧本,写的时候,就想好怎么拍了。

  砸过士官俱乐部

  我当导演,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你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就有分工:有的人谈判,有的人打架。无形中我就养成了领导才能。

  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形成了一个帮派,内部打,打完之后就跟外面打。我念初三时,我们那一帮差不多十几二十个人吧,跟南门那边的人打,他们的外号叫“二十四男婴”,我们这边叫“城隍庙”。有一天旷野黑漆漆的,我们到南门那边打架,我跟另外一个孩子一人带一把刀,一点都不夸张,先去探。过了桥,到了那边的小学,一探,没发现人。回来我们就说没看到。没想到他们早就埋伏在桥底下,“哇”一下就围上来了。

  天很黑,刀和刀碰在一起溅出火花,我们退到马路上,我们一些个头小的就去捡石头、砖头,噼里啪啦地打。

  受伤会有,出人命不太可能——因为人多,又在街上。但那很刺激的。那种场面,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见到了。

  高中时,我们把陆军士官俱乐部砸了,被抓入狱。在少年斗殴的过程里,当你做得比较大时,比如把士官俱乐部砸了,回到学校里面,你会感觉别人的眼光不一样,对你突然会有一种尊敬,让你有一点膨胀。

  有同学受了欺负来告诉我,同学说,报你的名没用,还是被打。我找到那些人就打——以前大家会对打,现在你打他,他不会还手。这些都是经验。

  像我这种玩法,高中毕业是考不上大学的。考不上大学就要去当兵的那一刻,我自己就非常自觉地转变了。

  拍电影是一个团队,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电影都是跌跌撞撞,没有一部电影不打的,工作人员遇到问题就打。有时候我在那边吃便当,看到他们打起来了。“噼噼啪啪”打了一顿之后,我就把他们拉开:好了,不要打了。我知道他们不常打的,挨了打都不知道谁打的。一直打到我导演的第一部片子,我那个制片人跟摄助(摄影助理)打起来了,追着摄助打,他们两个人一追,我也就不自觉地跑起来,跟着要去打,跑了一半,我想不行:我今天开始当导演了。

  这些经验是你跟人相处、观察人蛮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些经历让你有足够的领导力,不然的话很困难。你不要以为拍电影很容易,有时候一桌人会碰到一拨别的导演竞争,他当场给我难堪,我不必多说,就一句“到外面去”,屡试不爽,很简单。

  现在台湾男生都比较“娘”了。但你看韩国的电影还是有这种(力量),有这种男人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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