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不同，退出红心社

郑鸣谦

    最近想了很多，比如抗战老兵，比如贫困中小学生，对于前者，我依然尊敬，尽管历史并非想象的那么完美；对于后者，已有政府、希望工程、慈善总会、功德会等公私机构、团体，还有不少个人在做了，而且国家已提出到2020年普及高中等等，所以，我认为自己没必要在这上面多费心力了。
    而社会上，还有一批人，就是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学的，特别是缺乏家底的平民子弟，他们的出路，更引起我的关注。
    由于缺乏资金、人脉、技术，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如尘埃偶尔被风吹起，又将落回地面。
    这批人的出路，其实就是中国的出路，他们的生活状态，决定未来中国的生活状态。
    其实，他们并不比入大学者脑子笨，也不比富家子弟差，他们只是缺少资金、人脉和技术而已。
    只要给他们同等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会干得很好。
    所以，我有时想当然的以为，是否可以筹集一些力量，给他们适当的技能培训，当然不是大学里或一般职技校的空头理论，而是实打实，手把手的，教授实战技术，让他们在进入社会这个大海游泳之前，先进游泳池学些必要的游泳技术，或许更有意义。
    有鉴于此，我决定退出红心社，以便全心做自己认为的最迫切紧要之事。
    此外，这个社会或许不读书更好，因为学校教给你的，大多是乐意为奴隶的道理。
    鲁迅指出，人类历史其实只存在三个时代，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没有奴隶的时代。
    而过去的中国实际上只有前面两个时代，第三样时代则需要现代的青年去努力奋斗。
    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呢？我们青年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郑鸣谦

拒绝助学金维护的不是虚荣，是尊严

　   在教育成本日趋高昂的情况下，助学金制度无疑是帮助家庭贫困学生接受完整教育，进而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世界范围内，举凡文明进步、教育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莫不如是。但日前却有媒体报道，上海某重点高中出现令人意外的情况，一位学生在得知自己获得助学金资格后不喜反悲，回家后痛哭一场，并由其父母致电助学活动的组织方，要求退出受助名单。据称，该助学活动的组织方对此“错愕不已”。

　　类似的报道，其实并非孤例，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贫困学生因担心受同学、朋友耻笑而拒绝助学金的情况，此前也曾被媒体报道而引发不同的议论。而在可以见到的各种议论中，虽然大多对这些学生表示同情和理解，但也有些议论觉得这些学生过于敏感，认为他们宁肯忍受贫困也不愿接受资助的选择，是在维护一种不切实际的虚荣。即使那些同情学生的人们，也大多觉得他们应该忍辱负重，顶住压力、咬牙坚持，直至“知识改变命运”时刻的到来。中国自古传颂的“囊莹映雪”、“凿壁偷光”之类的励志故事，似乎也为这种忍辱负重的坚忍提供了道德榜样。

　　但是，很少有人有能力成为外部环境的抵抗者，那些涉世未深的学生们，就更缺乏足够坚定的价值标准，来审视和抗衡外部社会所普遍遵从的价值准则，也很难有足够的坚强的内心定力，来抗拒外部环境的压力。试想，如果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传统被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那位 “凿壁偷光”的贫寒学童，恐怕早就被隔壁的邻居暴打或耻笑，而绝无可能成为传颂千古的典范。而今天的学生们，恰恰不幸生活在一个“重新发现财富的魅力”，因而格外以财富价值为最高价值的时代，经济上的贫困，几乎不加换算地被等同于地位的卑微和人格的低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帮助他们改善处境的助学资金，反而首先成了暴露和伤害他们的利刃。对于已经十分屈辱和脆弱的他们来说，躲避或拒绝资助，几乎成为躲避伤害的唯一选择。

　　上述判断，绝非简单的推理或无端的臆想。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那位因被纳入受助名单而痛哭一场的学生，去年却曾自愿申请接受资助。而过去一年里因接受资助而受到的冷嘲热讽，让她和父母下决心宁肯“节衣缩食”，也决不继续接受资助。只是由于今年不再采取自愿申请的方式，使她处于一个“被资助”的境地，才使她躲避继续伤害的卑微初衷被无情打碎。她的敏感和脆弱，只是对环境的被动防御，而绝非出于虚荣的自怜自艾。

　　况且，她所置身的环境，也是被更大环境所塑造，那些对她“冷嘲热讽”的同学，何尝不是潜在的受害者。不久前，一位以前卫著称的社会学家，却因一部电影而在其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穷人不值得讴歌》的博文。其中的大部分语句，堪称令人心惊：“贫穷是罪恶……在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中，贫穷不一直就是罪恶吗？贫穷就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者是比较懒惰，或者是比较笨，或者是不够幸运。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

　　虽然事后作者迅速删除了博文，而且做出了一番相当真诚而深刻的反省，但她在观影之后近乎直觉的第一反应，却还是暴露了她及她所置身的这个时代对贫穷的判断。一个理性而自省的学者，可以删除自己的博文、反省自己的观点，但在更普遍的社会层面上，这种“删除”和反省却几乎没有可能。而在那样一种冷酷的判断主导之下，一群孩子，无论他们现在是否贫困，可能被塑造成什么，一个贫困的孩子可能在其中遭遇什么，也就不难想象。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教育者所能做的也确实有限。但至少有一点还可以由教育者或资助者所控制，那就是以尽量隐蔽的方式，悄悄地把助学金送到需要资助的学生手中，以维护他们的尊严，并帮助他们在一种健康的心态下努力、成长，而不是把他们拉上台去，以一种近乎示众的方式暴露他们的贫困和窘迫。当然，前提是资助者把自己的“善举”本身，视为与贫困斗争的一部分，而非在贫穷面前获取优越感的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