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关工委牵头组织“把天台176名烈士移到网上，让烈士精神彪炳千秋”活动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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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闹（1893-1931）欢岙大余村人，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平粜、减租、赎当杀朱斗争。1930年3月参加桐柏暴动，任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第一支队副大队长。后率一部分暴动武装移驻北山药师庵，遭国民党保安队包围，突围至家，日出夜归，隐蔽山中。1931年2月被叛徒带领的反动自卫团包围，跳窗突围时被捕在押解城关东门外刑场时，昂首挺胸，威武不屈。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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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欢岙大房村人，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平粜、减租、赎当杀朱斗争。在赎当杀朱斗争后，国民党县政府派“保安大队”进驻欢岙围剿，敌人搜山时被捕，1928年12月被枪杀与天台南门外。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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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瑞芳（1900-1931）
    化名曹珍、张益鹏、周文郁等，欢岙沙坑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天台、黄岩县委书记，台州中心县委书记，浙南特委组织委员、代理书记。1929年春节，担任黄岩县委书记的石瑞芳回到家乡欢岙，秘密召集坚持斗争的党员开会，着手组建武装，后又多次潜回欢岙进行宣传指导，不久在欢岙建立起一支20多人的赤卫队。1929年春，石瑞芳扮作卖盐人，进入时属天台大西乡方前地区活动，和中共方前支部开展宣传，组织农民武装，1929年2月，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农民武装---方前游击队。1929年5月，石瑞芳任台州中心县委书记后，在天台仙居接壤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临海黄沙建立起一支武装。1930年12月在瑞安被捕，1931年2月被]杀害于浙江陆军监狱。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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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瑞芳（1901.5～1931.2），又名金芬，字才芳，号祥麟，曾先后化名曹珍、张鹏、张益鹏、周郁、石萃忠、石磊。天台欢岙乡沙坑村人。自幼好学，从师于乡间与城关私塾及文明小学。1921年考入天台县立初级中学校。当时他有感于社会黑暗，民生凋敝，参与组织了以报国为宗旨的“同人社”。1925年秋，毕业于旧（四年）制中学第9届。毕业后，在下周小学任教期间，接触了进步书籍。旋于1927年为追求真理，邀王景文同去上海、南京等地寻求革命道路。所见所闻，更激起他满腔义愤。同年6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担任海门（今椒江市）特支书记，在当地策动驻军一个连“兵变”。1928年3月，调回天台任县委委员兼欢岙区区委书记，经常深入田头、茅舍，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同年6月任中共天台县委书记。时因秋荒歉收，地主乘机抬高粮价。他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平粜斗争。此后化名曹珍，调任中共黄岩县委书记。1929年7月，接受中央巡视员的指令，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成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台州中心县委，当选为书记。随即着手整顿、健全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开始建立武装队伍，使台州的革命武装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30年6月23日，中共浙南特委建立，领导台、温、处三州20多个县的革命斗争。石瑞芳当选为特委委员。11月8日，任代理书记仍兼台州中心县委书记。他对浙南各县党的建设，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同年12月5日，不幸在瑞安被捕，翌年1月被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受尽酷刑，坚不吐实。面对劝降者，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自首，决不出卖我的光荣历史！”“杀了我，可杀不绝共产党。”1931年2月，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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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地革命武装逐步发展起来。1930年3月初，中央军委派胡公冕来浙南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3月中旬，按照浙南红军总的军事部署，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委员杨敬樊到天台建立红军，组织暴动，攻取天台城。杨敬樊回到天台后，首先通知城关戴方伦、陈文模等党员，到其家“红疗医院”开会，宣布了要在天台组织农民暴动的决定，并成立了城区区委。接着杨敬樊选择桐柏山的蓝田村作为立足点，设立了暴动指挥部。在这里，杨敬樊先后写信给临海的黄沙部队、宁海的龙宫、马岙部队，命令他们来天台回合（写给龙宫、马岙的信，由于送信人在路上被敌人杀害而未送达）。同时，又派王庆三、梁人泉等通知县内的党员、赤卫队、农民武装到蓝田村汇集。3月26日袁存生、周传帽率欢岙与螺溪周、城关赤卫队120多人首先到达，天台境内各路武装460多人陆续到达。各乡的贫苦农民也闻风来到。一时间蓝田村人欢马跃，到处挂起“浙江工农红军”的红色横幅，到处贴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分田分地”、“救济贫农”等标语。3月28日，杨敬樊宣布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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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柏山上战旗猎猎，县城里的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县长章骏急忙召集商会会长、警察局长、县自卫队长等研究对策，决定全城戒严、紧闭城门，并电告省政府，请求增援。省政府接电后，忙命浙保五团进剿。29日浙保驻天台的连长杜荣芳率全连出西门，扎营桐柏岭脚。其目的在于封锁红军交通要道，隔断红军联络，阻止红军攻城。30日晨，红军兵分二路，一路监守山上，在各个山头向下“呐喊”，虚张声势；另一路分东西两侧迂回下山包抄，两面夹击。敌人见工农红军红旗漫山遍野，喊声震天，早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红军到达，即逃回县城。次日杜荣芳硬着头皮再次率兵出城。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据险把守,伺机歼敌。敌人不见山上红军动静，壮起胆子，缓缓进抵桐柏山脚的落皇桥扎营，欲与山上红军对峙。红军特工中队悄悄下山，趁黑夜向敌营猛扑，敌军落荒而逃。这次战斗毙敌1人，缴获步枪1把和其他一写战利品。两次战斗胜利，震动了全县。县政府一面急电省政府、一面调集乡镇武装加强防城。省政府决定再调集大批援兵，赴天台“进剿”。暴动指挥部考虑到黄沙部队和龙宫、马岙部队（当时还不知道送信人被杀害）都未到达，感到力量不够，所以决定不继续在桐柏坚持，向崔岙石坦一带转移，以便迎接各路未到队伍。在转移过程中，特工中队进驻药师庵被敌人重重保卫，在向后背山上突围过程中，有4名队员牺牲，有4名队员被俘后遭枪杀。
      药师庵受挫的消息传到指挥部，杨敬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已调集大批援兵，而龙宫、马岙部队仍未到达，且武器差、弹药少，给养不足，如果强攻天台城，损失必将惨重。因此指挥部决定：放弃功城计划，分散部队。指挥部在蓝田村召开会议，总结了暴动的经验教训，决定由杨敬樊回台州中心县委汇报情况余部回北山，开展游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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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岙大地主葛逢源在大余村开了一家“泰宁押”当店。1928年初冬。“泰宁押”当店失火。部分当物被烧毁。葛企图将损失转嫁到穷苦百姓身上，借口当物被烧，拒绝当户赎取。这样即使没有被烧和烧不毁的金银、铜器等不能赎取。而按当店惯例，当物入当，当价最多不能超过半价，因此葛吞没当物穷苦百姓至少要受半价损失，特别是御寒的棉衣、棉被被吞没，穷苦百姓难以过冬。为此县委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群众开展赎当斗争，派出当户代表与葛交涉，向他提出了具体的条件：当物存在的，按原当价赎回；当物不存在的，由当店按当票赔偿60%，但这起码的条件，也遭到葛的拒绝，由于交涉不成，党员率领群众包围了葛家。葛十分害怕，连夜派人进城，向朱良庆求援。朱良庆是国民党天台县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泰宁押”当店有他的股份。他接到葛的求援信后，第二天一早来到欢岙。他依仗自己有权有势，根本没把穷苦百姓放在眼里，对要求赎当的群众百姓百般恐吓。受过共产党教育的群众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与他辩论。朱见群情激昂，无法制止，就溜进葛家内室，写了一封信，要求党部派警察、保安队前往镇压。由于群众越聚越多，写好的信也无法送出，朱不敢在葛家久留，就溜到附近闸鱼头村他的叔伯兄弟朱万信家，托朱万信为他雇一顶轿子，准备回城，派兵镇压。朱万信表面非常热情，当即叫来朱兰子、朱亦台，吩咐他们去“雇轿”。其实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没有真的去雇轿，故意绕了一圈，回去说雇不到轿子，并说聚集在葛家的群众还没有散去，要向闸鱼头村来找他理论。朱良庆听了很惊慌，决定叫当店学徒陪同，连夜步行回城。朱万信等人得知后，马上报告党组织。
      朱良庆从葛家溜出后，县委和欢岙区委就专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朱良庆。会上，大家认为此人极为反动，要置共产党于死地，所以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除掉朱良庆把斗争引上暴动之路。这个意见，立即得到了欢岙巡视的浙南特委书记管容德的同意。县委作出“派人截杀”的决定。正在开会的党组织接到朱万信等人的报告后，当即派党员兵分两路截杀。同时指示朱万信等人“热情接待，拖延时间，夜里放行”，以便执行“野外打狗计划”计策。
      朱良庆匆匆吃完晚饭后，由当学徒的提桅灯陪同上路，准备翻过山裘岭回城，平时坐轿出门的朱良庆，夜里走山路很不习惯，高一脚低一脚，相当缓慢。9时许，才到截杀人员埋伏的地方－－山裘岭脚，。截杀人员一枪打灭当店学徒提的桅灯，朱良庆见情况不妙，拔腿就跑，截杀员从四面冲杀过去，朱良庆逃脱不了，连忙跑地求饶。此时截杀人员已怒不可遏，哪里容得他求饶，你一刀我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这就是震动全县的“赎当杀朱”斗争。
      “赎当杀朱”后，县委预料敌人必定来报复，于是决定党的领导人和截杀人员立即转移隐蔽，后离开天台到浙南。
      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国民党县政府派保安大队到欢岙“进剿”，葛逢源也乘机组织起一支地主武装－－－保卫团，配合进剿。反动武装挨家挨户地搜捕共产党人，敲诈勒索，对欢岙进行洗劫。张元桂当场被打死。王乌爱、齐老虎、齐昌魁、朱亦台在流动隐蔽中不慎被捕后遭枪杀。天台县委委员齐华昌、王景文、袁重山、谢国来等外出隐蔽与组织失去联系，周炳文在家中被捕，县委仅包定一人负责。他采取个别联系形式，在城区、龛顶、前洋潘、崔岙一带进行隐蔽活动。1929年3月31日，包定、陈洋、梁子考在杭州武陵路不幸被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包定于1930年6月下旬被国民党杀害。由于县委书记包定被捕，县委随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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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7月,正直青黄不接之时,又恰逢天旱,地主乘机抬高粮价,穷人因买不起粮食而受饥挨饿.为此县委在欢岙瓦窑召开欢岙全体党员大会,发动平莱斗争.会议决定先由家有余粮的党员带头平莱,再由缺粮的党员带领穷苦的百姓,到有余粮的党员家平价粮,以此来发动群众开展平莱斗争.党员周炳文首先开仓平莱,每石按市价4元对折出售,莱出粮食1000多斤.接着党员王景文、王魁风等也开仓平莱了几百斤。由于党员干部在平莱中的带头作用，群众胆子大了，一齐涌进大地主葛逢源家，要求葛逢源开仓平莱。但葛阴险狡猾，不肯开仓。党员群众不由他抗拒，自行打开粮仓平价出售，平莱斗争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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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7月底，县委在四果洞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在全县开展减租斗争的决议，并确定先在欢岙搞试点。1928年8月，县委在欢岙安坑皇庙召开了党员大会，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减租斗争。会议决定减租的办法是将地主占收成的六至七成改为佃农占收成的六至七成。减租方式与平莱一样，有党员家带头减租，然后推动全面减租。县委还决定为搞好减租斗争，先公开组织农民协会，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会后，党员把县委印制的“抗租抗债，打倒地主、帮助穷人”等大量宣传标语带到各村张贴，并连夜串连，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起来，先后有50多人参加。
      在减租斗争中，与平莱斗争一样，党员也起了带头作用。袁存生家有几亩田租给别人种，他表示愿意按三成收租。他父亲知道后大为不满，骂他是逆子。袁存生召开家庭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父亲进行了说理斗争，迫使其父亲同意减租。党员王景文、王魁风家也先后减了租。
      随着欢岙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减租斗争的开展，官塘张、蓝田、里岙、石岭、下圆赵等地纷纷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并取得了二五减租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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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春节期间，担任黄岩县委书记的石瑞芳回到了家乡欢岙，秘密召集在家乡坚持斗争的党员袁存生、王老五、葛水古、林永闹、王金地、周振三等开会，介绍了全省各地的革命形式，然后指出敌人有政权、有枪杆子，而革命群众赤手空拳，共产党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后石瑞芳多次潜回欢岙，指示他们继续联系城乡党员设法武装起来。不久一支20多人的赤卫队在欢岙建立起来，由袁存生任队长。后来螺溪周和城关的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加入，队伍扩大到100多人。赤卫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杀奸除暴，有效的开展革命活动。这年夏秋间，有两个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向农民勒索钱财，赤卫队员把他们捆绑起来示众，使他们以后不敢前来敲诈。为解决经费问题，赤卫队采用“请财神”的办法，先后到张家山、严岭、东横岭、大同、碧明庵等地向10多家豪绅振捐，用收集来的捐款购买了20多支枪和弹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其间打死一名国民党保安队员，处决一名国民党密探。敌人慑于赤卫队的威力，少数武装不敢到欢岙进剿，反动当局近3年不敢到新屋王、下徐、下周等村收缴田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