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王寅：侯孝贤印象记

人山人海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发自香港

　　[2008-01-16 15:33:35]

2008年伊始，侯教贤带着他的新片《红汽球之旅》在欧洲做宣传，这部新片的主演是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最近侯孝贤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红汽球之旅》还将参加即将在1月24日举行的鹿特丹电影节。与此同时侯孝贤的下一部电影《聂隐娘》正在紧张筹备之中，主创人员还是阿城和朱天文，主演是舒淇和张震。“假如拍一部电影叫《侯孝贤》，第一印象是我的脸，很老了，皱纹都掉下来了，然后你拍很久，脸上的东西都可以看到。哪一天我突然在演讲，或者在听别人讲的时候，傻傻的，你可以拍。当然，你找我，我可能不会拍那种片。”

2007年11月5日上午，侯孝贤导演大师班在香港浸会大学开讲。和通常的斯文柔弱的台湾文人不同，侯孝贤一身片场的工装装束，头戴万宝路的帽子，蓝色棉布衬衣，披在肩上的毛衣在胸前随意打了一个结，脚蹬白色球鞋。即使是穿上博士袍接受荣誉博士的时候，穿的还是白球鞋。

在大师班开始之前，南方周末记者通过香港浸会大学向侯孝贤提出采访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正式上课前，侯孝贤会简单接受记者集体提问，大师班期间一律不接受单独采访。侯孝贤将于11月12日重返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届时可以安排专访。

11月7日上午，记者的手机上出现了一条短信：“王寅，天文给了你的电话。中午讲座完一起吃饭？侯导。”在赴香港之前，记者致电曾经采访过的朱天文，朱天文表示如果有机会和侯孝贤通电话，会转告采访的要求。

这一天是大师班的最后一天，上午的讲座结束之后，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师生与侯孝贤在会场外合影。集体合影一完毕，侯孝贤就扯开嗓子叫喊记者的名字。记者其时就站在他的身边，立刻作出回应，两人相视而笑。我们的交谈不断被打断，要求与侯孝贤合影的学生甚众，侯孝贤均极有耐心地一一予以满足。等到所有的学生满意而去，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分钟。

学校安排的午餐气氛轻松，聊的话题散漫而随意。细心的侯孝贤一直非常关照记者，不断往我面前的盘子里夹菜，嘱咐多吃，惹来轻微的嫉妒声。

侯孝贤的下一部电影是古装武侠片《聂隐娘》，取材于唐代裴鉶的短篇小说集《传奇》，讲述的是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子习武后成为一名女刺客的故事。还是原来的班底，编剧朱天文、阿城，主演舒淇、张震。从三年前筹备这部影片开始，侯孝贤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古籍，为了捕捉聂隐娘打马球的神韵，侯孝贤计划去新疆看马背上的女人。

　　要拍武侠片的想法由来已久，侯孝贤还清楚地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跟在哥哥后面看武侠小说，几年下来，把书摊上所有的武侠小说全部看完了。“我也来拍武侠，我就来重新界定武侠片，看看它可以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感觉武侠对以后的华人电影蛮重要的，这一块是惟一外国人没有办法拍的类型，除了日本人之外，日本人拍的是另外的武侠。”

侯孝贤在北京时，住在老北大旁边，有一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站在街边等车，两排行道树中间悬吊着路灯，电车从弥漫着薄雾的街上开过。“假使哪天我可能就会拍一个以北京为背景的电影，动工是非常快的，很容易的。因为资料太多。”侯孝贤在内地拍的电影题材还是和台湾有关，譬如台湾早期的共产党，譬如到内地发展的台商，譬如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

侯孝贤在北京的时候，正值十七大召开，他在电视上看到介绍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这在台湾是没有的，台湾根本不知道那些人谁是谁。我每次去北京，计程车司机也好，随便一个什么人，他们讲起来清清楚楚，不像台湾，所有的人都一片糊涂。”

眼见侯孝贤被记者“霸占”太久，圆桌上的提问接踵而至。在讲座的互动环节里，每天都有人问到侯孝贤对李安和《色，戒》的看法，即使在午餐时间也不例外。侯孝贤回答：我讲真话不好，讲反话也不好，怎么讲都不对，你们凭你们的直觉吧。直觉最准，不要被左右，你们去体会，看完就知道。其实张爱玲的小说是最难拍的，那是个陷阱，因为她的文字太强了。除了《饮食男女》之外，李安拍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小说改编的。你一直拍小说，可能有时候出现一个判断的问题，有时候自己的脑子有部分会停顿，他拍的都是好小说，事件很多，如果哪一天会滑一跤就是在小说上。

记者在和侯孝贤确认12日采访时间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一天已经没有任何空隙——12日中午，从台北飞来香港，下午，侯孝贤接受荣誉博士之后，有一个小时的记者群访，然后有校方安排的晚宴，结束时间不会早。而第二天一早，他又要飞回台北。这次讲完大师班的课程，侯孝贤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眼看原先的安排就要泡汤，侯孝贤略一思忖，说道：那就今天晚上吧，晚上有朋友的宴请，晚餐之后，你过来酒店。这样你也不用再跑一趟了。

晚上，南方周末记者如约来到侯孝贤下榻的万丽酒店。赴完朋友的饭局，侯孝贤匆匆赶回，喝了酒的脸上还有些潮红，我们在大堂一角坐下。应一个朋友之托，记者取出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一书，请侯孝贤签名。侯孝贤问清楚那位朋友的姓名，然后工整地写下，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写上日期、地点。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记者看见侯孝贤从兜里掏出香烟盒，抓在手里。由于从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法律严禁公共场所吸烟，于是，记者建议先去酒店外的街上。

站在街角的路灯下，我们继续交谈。尖沙嘴高楼之间的风很大，也有些凉，侯孝贤手中的烟头就掐灭在废物箱的边框上。过往巴士的车灯划过街道，很快又暗淡下去，城市沉浸在不确定的黑暗之中。偶尔，烟头明灭的光芒勾勒出侯孝贤脸部的轮廓。连续三天的大师班，白天又是连着两场讲座，加上应酬和深夜的采访，60岁的侯孝贤整整一天没有休息，但此时依然精神矍铄、豪情万丈。

阿城曾经写过第一次见到侯孝贤的情景，那是1986年的香港：孝贤是小个子，直细的头发扇在头上，眼睛亮，有血丝，精力透支又随时有精力。孝贤很温和，但我晓得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伟且相貌堂堂者分开众人，出来的袍哥却个子小，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

元气充沛、言辞温和、平易近人，同时又目光锐利，侯孝贤还是那个侯孝贤，在凤山城隍庙长大的倔强少年从来没有离去，分明还在他的躯体深处。

我们告别时，已近凌晨一时。

几天之后，记者再次收到侯孝贤的短信：“阿城的阅历、鉴赏力以及对事务的透析，对我而言，常常是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就像天文才俊这样的人。作为上次采访的补充。”

人山人海

　　专访侯孝贤：“创作本来就是有限制”

　　来源:作者:南方周末记者王寅发自香港

　　“什么叫妥协？因为你在这个路上就是这样，你做这些事情，拍这些电影，像你人的一部分，他是不可能有任何折扣，这种折扣的意思是现实面，你是在现实面找到一个角度和方向。”

　　朱天文、阿城与编剧

　　南方周末：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朱天文是你的御用监制，也有人开玩笑说，你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

　　侯孝贤：这是阿城说的。

　　南方周末：上次采访朱天文的时候，说到与你的合作，她说更多的是承担一个秘书的工作，把你的想法记录下来。这个合作怎么来进行？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互相激发。

　　侯孝贤：合作基本上是，要拍什么我会想，我想的源头或者是从一个人，某一个事，通常是人跟事都有。年轻的时候比较快，有些东西是很快就决定要做了。然后我会把这个想法讨论，讨论不是一次，有时候蛮频繁的。但是主要是我要落实怎么想这个事情，比如我自己已经有想法，一直在整理，整理中间会跟她通电话，或者跟她聊，聊到我现在整理的状态，她就会说，可能这样子，你这个是很棒。她有时候不是直接讨论内容，而是讨论人物，延伸出去的，由这个人物延伸出去其他相关的方面。

　　我们完全是用举例式的，比如说，聂隐娘十岁的时候，为什么会被道姑选上？我会说大江健三郎的小说里面写到，有一次山洪暴发，有一个屋顶漂在河面上，屋顶上面站了一个小女孩，抓住屋顶延伸出来的木头，很镇定地站着，沿着洪水而下。类似这种冷静跟沉稳，有时候是会被选择的一个必要条件。拍《咖啡时光》去看景，我喜欢坐在轻轨列车第一节，可以看到驾驶室，可以看到正面。有一次车进站，月台其实有个界限，这边是黄线，很窄的一个地方，就几乎在这个黄线上面，一个小女孩，小学一年级，背一个包，迎面大步走来，完全无视于车的到来，车当然不会撞到她，我知道她有这种经验跟惯性，但是你看到她的一种姿态，毕竟是一个小孩子，才六七岁，一种感觉很奇特。

　　南方周末：这种经验都会用到？

　　侯孝贤：我们讨论都是这样，我会举这个例，她会举那个例，或者举到我们对某个熟悉或者认识的人，有时候提到我们看过的小说，张爱玲写的某某人物，这种讨论基本上就是很具体，很具相的，讨论完，继续写，然后又会讨论，再继续写。

　　南方周末：朱天文说你的剧本经常写在你女儿的作业本上。现在孩子都大了，应该不会再用了。

　　侯孝贤：（笑）还是会，我买6块钱一本，便宜。我有时候写得很乱，我会圈，第一、第二段到哪里，第三，这样分场，然后她就会根据这个用文字进行整理。

　　南方周末：朱天文说你到现场之后，这个本子事实上是不用的，只是给演员一个交代的东西。

　　侯孝贤：给演员和工作人员沟通，你不能一直说，给他们看，会很清楚，然后通常导演组、制片组都会讨论一下，他们会准备什么，会做出表来。跟摄影师也在看景的时候会直接讲，直接讨论，通常我在拍戏现场很清楚要拍什么，对我来讲并不是文字，我把它大概描述出来，描述出来有时候会有简单的口语，类似对白夹杂在里面，我在现场直接面对演员的状态，然后看我怎么安排，演员也知道一些重点，我是完全看现场的情境，现场的空间怎么去引导演员，怎么让他们进入，他们该注意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光打好，他们就进来，就拍。

　　南方周末：朱天文去拍摄现场吗？

　　侯孝贤：以前还有，后来几乎没有。

　　南方周末：大陆的编剧就没有这么幸运，导演会把他们抓过来现场：这里要改，你现在给我改！

　　侯孝贤：不可能。从来没做过。而且我通常也不改，我现场口头改，要是改的话，这个改基本上是你脑子在怎么安排，换一个形式，因为我不喜欢用这种所谓的戏剧性的对白，我还是用正常人生活上的语言，除非我有一个特别要交代的，这里面要提到。

　　南方周末：朱天文说，经常在一个咖啡馆里一起讨论剧本。那里人声鼎沸，是不是一定要那个氛围？

　　侯孝贤：25℃（按：咖啡馆名称）。也不是，其实我以前在茶馆是在一楼，地下室更多人，一楼有时候旁边也会有人，对我来说，我喜欢看到有人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声音很吵，除非我精神很差的时候会干扰，通常不会，你在想、在看的时候，有一阵子集中感觉是无声的，不会受他们干扰。而且它有一个状态，就是礼拜六人特别多，平常差不多11点开门，下午也没什么人，要到四五点以后有一些人，差不多到六七点又少了，有些人在那边也用餐的，除了礼拜六蛮多人，有时候礼拜五很多人，其他都还好。

　　现在那边，去的人都是蛮时髦的，有的是做广告的，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大家都认识。

　　南方周末：朱天文对阿城的评价非常高。他究竟高在什么地方？

　　侯孝贤：其实阿城以文字书写来讲，早期出了“三王”，在那个时代非常地突出，非常地醒目。后来他几乎没有再写，就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写的很多东西存在电脑里，后来电脑坏了，就不见了，慢慢他也不写了。我跟他聊，他阅历博杂，非常有得聊，有他的见解，我感觉非常有道理，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阿城对拍戏有直接的帮助吗？还是仅仅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朋友？

　　侯孝贤：我们跟他聊，并不是直接地聊电影，《海上花》因为是改编剧，对白直接摘下来就好。阿城会带我们去辨识古董家具，包括使用的器具，我们买了一大堆古董家具，全部运回台北，然后搭景，基本参考石库门，我们搭得大一点，其他细节会问他，以前人的状态是什么样。比如这次拍《聂隐娘》，我看唐朝的所谓磨镜少年，帮人家磨镜子的，是用淬镜，通常是用火。那我就问他，火淬铜镜是怎么磨？他说不是，是淬锌，他说这种镜子通常锌有时候会掉，剥落，锌会亮，然后有时候会凹凸，他就把它磨得很平，用锌镀，不是镀，上一层锌的意思，上一层锌基本上变成不锈钢。我们很多外面的贴的，不锈钢的，现在都已经到那个钢片了，很薄，那是锌钢合金，所以我一听，就明白大概是怎么做。

　　南方周末：我知道阿城很能侃，而且见多识广，但是他的万宝全书也会有缺一只角的时候，会不会被你问倒？

　　侯孝贤：还好。我们都会聊一个方向。比如我说，我跟他问到唐代的官制，我说藩镇这里面的结构，我知道有行政和军，你到底宠谁不一定的，谁跟你最亲也不一定，这个东西你可以考。他不是被问倒，而是他可能也没办法一时三刻说得很清楚。

　　南方周末：阿城的角色很像历史顾问。

　　侯孝贤：但是有时候历史顾问对生活细节到底是什么也不是很清楚。生活细节有时候是触类旁通出来的，或者是古文里面有提到。所以基本上早期的这种比较偏远乡下的生活习俗大概会知道。比如说那个电影里面，一个人要来行刺，用玉围住脖子，所以一刀没成，被玉挡到了。台湾的原住民在仿造以前的器皿的时候，有一样是用骨头，一片一片，打洞，用绳子串起来，围着脖子，穿在里面薄薄的，他们要出去的时候，这块是必要的。唐朝跟以前原住民一样的，动不动就砍人头，因为这是确切的凭证。别人砍，这个就可以防。想象我们可以再造的，而且我也不忌讳说我们的想象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判断。

人山人海

　　侯孝贤：我永远给自己找难题

　　大师首次全方位回顾创作经历

　　来源:作者:侯孝贤口述南方周末记者王寅整理发自香港

　　[2008-01-1615:33:34]

　　《悲情城市》描摹了台湾悲情

　　侯孝贤

　　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1947年生于广东梅县，出生不久即随父移居台湾，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

　　1980年首导《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1981）成名。

　　1983年与万仁、曾壮祥联合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获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奖，并引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端。

　　《风柜来的人》获1984年法国南特大三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

　　《冬冬的假期》获1985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985年执导《童年往事》，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1986年执导《恋恋风尘》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

　　《尼罗河的女儿》获1987年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

　　1989年执导《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台湾中时晚报最佳作品奖、导演特别奖，第四十六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993年执导《戏梦人生》获台湾中时晚报电影奖最优秀作品奖，1993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

　　其后作品有《好男好女》（1995年）、《南国再见，南国》（1996年）、《海上花》（1998年）、《千禧曼波》（2001年）、《咖啡时光》（2004年）、《最好的时光》（2005年）等。

　　侯孝贤姚宏易/图

　　“电影是讲不通的，要去拍，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甚至会越拍越好。”尽管开场白这么说，但侯孝贤的导演大师班还是连讲3天，6个半天排得满满当当——侯孝贤电影之路，电影的信念和美学，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罗伯特·布列松，与香港影评人对话，说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讲评浸会大学电影电视学生的作品。这也是侯孝贤第一次全方位回顾创作经历，细数自己的每一部影片。

　　南方周末记者旁听了全部3天的大师班课程。

　　叔叔，你带我进去

　　有人说我后来拍的电影结局都非常悲伤，有时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苍凉感。为什么会这样？我个性热情，跟人非常容易相处，面对世界的眼光似乎不可能是悲伤或苍凉的。

　　其实在童年，在成长过程里，你已经不自觉地对这个世界形成苍凉的眼光了，那是逃不掉的，只是你当时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你，那段时间就会在心底藏起来。

　　什么是根？除了实际的电影经验，就是你成型时期的人文素养，你成长的背景。

　　《童年往事》说得非常清楚，1947年，我父亲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因为参加审议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湾当台中市长。他邀我父亲当主任秘书，我父亲就实实在在来台湾了。过来以后写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都接来了，我那时候才4个月。

　　然后，1949年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影响到我家里。影响比较严重是我母亲。突然回不去，她的后援就没了，亲戚朋友全都没了。我父亲得了肺病，心脏也不好。台北潮湿，会引起气喘，他就长期住疗养院，然后不得不迁到南部。我母亲常常两边往返，然后带着一堆小孩。从小就很艰苦，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奶奶一直要带我回大陆，她说过了梅江桥就要回去了，因为她太老了，已经没意识了，她感觉是在真实地回家。你不知道生活有多少荒谬，所谓黑色，是从真实和荒谬来的。

　　我是4月生人，我的星座是白羊座。星座可能有一定道理，我的性格是总想逃避，就是不想呆在家里，总往外跑。

　　我们在凤山的时候，住在城隍庙附近，县衙旁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我们那个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戏剧比赛的地方，每次比赛都要一两个月。有地方戏剧，就是歌仔戏；有布袋戏，我们叫掌中戏；还有就是皮影戏。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小时候我经常在榕树下跳来跳去，爬到顶上去看人家怎么打。

　　遇到电影，我就去拉人家的衣袖：叔叔，叔叔，你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有一次可以进去。稍微大一点就不好意思了，就爬墙、剪铁丝网。

　　我们还做假票。人们进入戏院后就会把票扔掉，我们就去捡来用。我那时候那么小，可非常清楚，撕票的人绝对不会仔细看的。

　　我看的电影非常多，所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比如去北京，一定先看电影，然后看中央电视台，经常一起床就看。

　　偷芒果，听风吟

　　差不多初中时，我们家住在县政府宿舍里。我中午吃了饭就溜出来，爬上墙，旁边就是芒果树，我就偷摘芒果。我不会偷了就赶快溜，不是，我是先吃，吃完了再带，带完了再走。

　　吃的时候很专注，因为你怕被人家抓，你会注意到底下有没有人出来，那时候还是农业社会，午休时路上偶尔会有一个人骑单车嘎吱嘎吱过去。你一边吃，一边注意细节，因为非常专注的原因，你会感觉到树在摇，你感觉到风的存在，听到蝉声，因为你那么专注，所以那一刻周围就凝结了——凝结就是瞬间情感的放大。其实电影里面的时间凝结就是把情感放大了，电影中的各种情绪也是如此，有点像慢动作的意思。

　　我把这段经历拷贝到了《冬冬的假期》里。这是我对片断的理解，我常年写剧本，写的时候，就想好怎么拍了。

　　砸过士官俱乐部

　　我当导演，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你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就有分工：有的人谈判，有的人打架。无形中我就养成了领导才能。

　　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形成了一个帮派，内部打，打完之后就跟外面打。我念初三时，我们那一帮差不多十几二十个人吧，跟南门那边的人打，他们的外号叫“二十四男婴”，我们这边叫“城隍庙”。有一天旷野黑漆漆的，我们到南门那边打架，我跟另外一个孩子一人带一把刀，一点都不夸张，先去探。过了桥，到了那边的小学，一探，没发现人。回来我们就说没看到。没想到他们早就埋伏在桥底下，“哇”一下就围上来了。

　　天很黑，刀和刀碰在一起溅出火花，我们退到马路上，我们一些个头小的就去捡石头、砖头，噼里啪啦地打。

　　受伤会有，出人命不太可能——因为人多，又在街上。但那很刺激的。那种场面，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见到了。

　　高中时，我们把陆军士官俱乐部砸了，被抓入狱。在少年斗殴的过程里，当你做得比较大时，比如把士官俱乐部砸了，回到学校里面，你会感觉别人的眼光不一样，对你突然会有一种尊敬，让你有一点膨胀。

　　有同学受了欺负来告诉我，同学说，报你的名没用，还是被打。我找到那些人就打——以前大家会对打，现在你打他，他不会还手。这些都是经验。

　　像我这种玩法，高中毕业是考不上大学的。考不上大学就要去当兵的那一刻，我自己就非常自觉地转变了。

　　拍电影是一个团队，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电影都是跌跌撞撞，没有一部电影不打的，工作人员遇到问题就打。有时候我在那边吃便当，看到他们打起来了。“噼噼啪啪”打了一顿之后，我就把他们拉开：好了，不要打了。我知道他们不常打的，挨了打都不知道谁打的。一直打到我导演的第一部片子，我那个制片人跟摄助（摄影助理）打起来了，追着摄助打，他们两个人一追，我也就不自觉地跑起来，跟着要去打，跑了一半，我想不行：我今天开始当导演了。

　　这些经验是你跟人相处、观察人蛮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些经历让你有足够的领导力，不然的话很困难。你不要以为拍电影很容易，有时候一桌人会碰到一拨别的导演竞争，他当场给我难堪，我不必多说，就一句“到外面去”，屡试不爽，很简单。

　　现在台湾男生都比较“娘”了。但你看韩国的电影还是有这种（力量），有这种男人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