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世中湮灭的士大夫颜面

沉钟

　
齐周华逆案在小县城引起的骚动，有如正月里空气中的爆竹硝烟，旋即随风飘散。过往的路人只当戏看，士农工商、九儒十丐，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决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寥寥可数的读书人窃窃私语之后，一声长叹，亦将偶或闪过的一丝对现存秩序的疑惑，深深埋入心底。
齐氏宗族因为早已将齐周华斥逐出族，眼前的急务就是清除其流毒和影响。按朝廷的规定，国家凡有重大事项或皇帝圣旨下达，地方须召集百姓进行口头宣讲，通常由族中长老即所谓“木铎老倌”主讲。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敎也”。想来那一阵子齐氏族人的会议没少开。但无论齐氏宗谱或本城几大姓氏族牒，对朝廷清查这起“逆案”及处分关联人员的经过，均未有任何记录。可见即便是偏远草根宗族的谱牒书写，其叙事立场依然秉承王朝权力中心的意志，视此类“逆案”为宗族的耻辱，不着一墨，意在让它尽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安分守己的族人，对这个近乎疯颠的烂污秀才早已看不顺眼，断定他纯属咎由自取。你当自己是谁啊，竟敢与皇帝老儿去争个是非曲直，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曾静也好，吕留良也好，皇帝圣旨口，想怎样怎样，一个留着不杀，一个鞭尸灭族，跟你卵相干？皇上说让天下士子“特抒己见”，给你个棒槌你就当针（真）啦？还俨然摆出一副与皇上平起平坐、公平对话的架势，说什么“惟圣王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天下好恶，而公论必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这不是存心跌皇上的脸么？好，一棍子打入大牢，写你那些“头经刀割头方贵，尸不泥封尸亦香”的臭诗去吧！所幸未死，待到雍正帝驾崩，乾隆爷即位，大赦天下，让你出来，安安耽耽过你的小日子就是了，或者在武当山执意做你的道士也没事，事过已30多年，人家早撂到脑后去了，七十古稀尚且不识时务，竟又自己跳将出来招惹是非，趁着巡抚大人来县盘查仓库之机，拦路恳求熊学鹏巡抚为其文集作序，脑子一根筋，再度误判形势，又把30多年前那篇招来祸端的《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附上，还以为能得到圣明天子的嘉许。好，这次算是彻底满足你的愿望了。乾隆爷亲自下的判决：“查律凡犯大逆但同谋者，不问首从，皆凌迟处死……”其本人按大逆律磔刑，其兄弟、妻子虽然早早与其划清界限，视同寇仇，仍罪在不赦，男丁斩立决，女子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这太平盛世，朗朗乾坤，岂容得你这种有害无益之人？杀你如杀鸡，少你一个让大家耳根更清静。
齐周华死得如此酷烈，未能博得时人一点同情之泪。不过，另有一个受其牵连者遭遇的悲惨结局，却令满城学子痛彻心腑，不胜唏嘘！这就是齐大人召南。齐召南，本县士农工商一致尊奉的偶像，也是小县城数百年才出一个的不世伟人。
乾隆元年，齐召南以博学鸿词受荐参加御试，获二等第八名，入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年，经大考升任右中允，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乾隆十三年，又在大考中获一等第一名，升为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再迁礼部侍郎。其间先后任《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明鉴纲目》、《续文献通考》等书的纂修官及副总裁官，并受命勘定通礼。
齐召南学识渊博，颇得皇上器重。民间传说：一次，有人进献古铜镜一面，召南细解铜镜的款式、铭文，说得头头是道，乾隆龙颜大悦，称赞其不愧为博学鸿词之士。据说召南的记忆力特别好，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向人借阅稀见古籍8册，次日即归还主人，说已读毕。主人不信，抽取一二册询问，竟回答得一字不差。如此智慧过人，超凡脱俗，虽非簮缨世家将相之种，也称得上世间“人精”了！
乾隆十四年某日，齐召南在圆明园因骑马摔伤，颅骨破裂，乾隆特派蒙古御医救治，终因伤势太重，好转后，已不可复原，手不能握笔，记忆力大减。于是召南请辞回乡，乾隆经数次挽留才允准放归。召南回乡后，潜心著述，于乾隆二十六年完成《水道提纲》28卷。这可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被后人称为“清代的《水经》”，当然，他就是当代的郦道元了。该书系统地记述了18世纪中叶全国范围内水道的源流分合，比如确认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而不是岷江，与后人实地考察不谋而合。
乾隆四次南巡，每一次齐召南均奉旨前往省城迎驾，乾隆每次都予召见，询问其病况，并以诗相唱和，赏赐颇丰。
然而，君臣情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在处理齐周华一案中，乾隆对召南竟视同陌路，冷若冰霜，判若二人。

一诺千金

皇家档案对“二齐”事件有着详尽的记录，当然是为了藉此儆示臣民并资证天子英明，却在无意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文字狱的铁证。
齐周华有《天台山游记》一文，系早年所作，附有齐召南写的“跋”。此文与跋，均系谈山论水，无任何不轨之言。其后两人因性格不合，日渐疏远。齐周华从武当山修道回来后，曾登门拜访辞官居家的召南，孰料有人居间播弄是非，故意在召南家门上贴了一张“僧道不许滥入齐府”的字条，周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与召南交恶。
齐周华在递交给熊学鹏巡抚的材料中，夹带了一份控告齐召南“寄银生息”的状子。
熊巡抚亲自找召南当面质对为齐周华文章写跋的事由，召南解释：“齐周华系我堂兄，从前曾见过他天台游记一篇、时文数篇，他要刊刻，我因他文理不通，劝阻他不要刻，他便恨我。他平日有悖伦常的乖张行为，因为很久不曾与他往来，也不甚了解。至于他控告我的话，完全是凭空捏造。”
纵使齐召南已陈明实情，熊巡抚对事实也未予否定，却还是参了召南一本：“齐召南虽于该犯犯事之后不与往来，即所跋台岳游记，亦经该犯删改，并非原本，但齐周华系齐召南堂兄，齐召南身为大臣，既然知道该犯素行狂妄，不进行稽查劝阻，反而任其刊刻悖谬书籍。相应据实参奏，恭候谕旨遵行。”
最初，乾隆对此并无什么表示，但过了些日子，忽然心血来潮，专门下了一道谕旨：“据熊学鹏奏，‘天台县逆犯齐周华党恶狂悖，按律定拟，并称该犯系原任侍郎齐召南堂兄，一并参奏，请旨。’等语。齐召南身为侍郎，近族有此逆犯，从前何以并不据实奏闻？齐召南著来京候旨。钦此。”
于是，退休侍郎齐召南被传至省城接受审讯，旋即又押解进京。熊巡抚处事十分精细，就如当今负责筹办某些盛会的城市长官，无论细枝末节，务必滴水不漏，就连齐召南押解进京的具体行程都要禀报皇上知晓：“今据署仁和县知县王庄等呈称，齐召南已于十二月十九日起程。”在这份奏折后的朱批中，乾隆签了一个简短的“览”字。
召南进京候审，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拟处“杖流”。乾隆却又下了一道“宽免齐召南杖流谕”，谕曰：
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讨论，原任侍郎齐召南，对于堂兄齐周华造作逆词，不能稽察纠参，应照律拟处杖流。得旨：齐召南曾为侍郎，乃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讳，不即参奏，实难辞咎。念其曾为大员，所有问拟杖流之处，著加恩宽免。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辛酉。
可是，才过两天，乾隆皇帝又节外生枝，下了一道“密行查办寄银生息之事谕”：
齐召南对于堂兄齐周华逆案，为之隐瞒不报，实难辞其咎，所以令其来京候旨。今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问责，拟处杖流之刑，朕念其曾为大员，已加恩宽免，递送回原籍，并传旨令其闭门思过，安分守己，倘若再不知感恩警惕，或掉弄笔头，抱怨牢骚，则有齐周华前车之鉴，不能更为回护矣。此前据熊学鹏查出齐周华控告齐召南原词，有将银子寄与江姓收取利息之事。伊平时以读书立身为事，怎么可以自蹈商贾牟利恶习？况且现在已恩准宽处免其治罪，又怎么可以让他安然无事坐享（利息）赢余？著传谕熊学鹏，可立即密行查办，除了酌情留出其用于糊口之费外，所有生息余资，即尽数查出归公，以充本地公用，不许他稍有隐匿。倘若巡抚以为自己和他同属科举中人，或有意徇隐(包庇)，则是自取罪戾矣！将此传谕该抚知之。钦此。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明的皇上一边下令“密行查办”，一边对结果的处分都有了明确指示，似乎罪行已经坐实，对齐召南放贷牟利所得全数没收，家中余财只准留少量糊口之资，也一律充公。这还不够，顺带敲山震虎，对巡抚熊学鹏这位忠实的臣仆也发出警告——“你若以为与他同为进士出身，有意包庇、隐瞒，则是自取罪孽！”
　　乾隆如此小题大作，所为何来？恐怕倒真的不是存心与齐召南过不去，而只是为了做给那些在职官员看。这位心细如发的圣主，在任何问题上都不会忘了随时敲打他的臣下，哪怕是最忠实不过的走狗，时不时也要踹他一脚。欺君罔上，这是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孽，平时就要在每一件小事上检验臣子们的忠诚度。务须让他们知道，皇上圣明，明察秋毫，休想跟我玩躲猫猫！
　　看到这里，笔者方才领会到古往今来的大领导们何以对下属的背叛行为如此深恶痛绝，直至当今盛世，诸如“绝对权威”、“绝对忠诚”之类的政治术语仍不绝如缕，原来都是渊源有自。早乾隆500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要求臣僚们对他绝对忠心，决不允许有丝毫的隐瞒或不满。谁要是在背后说皇上半句坏话，摘脑袋如同采瓜！为此，他专门建立特务系统“以伺察搏击为事”，刺探臣僚们私底下的一言一行。高踞权力之巅的皇帝老儿反而倍觉位置不安全，总是感到四周虎狼环伺，天下人都在觊觎他的宝座，极度猜忌，敏感到神经质，时不时就抓几个倒霉蛋扁揍一顿，玩些杀鸡儆猴的把戏。而拿臣下的经济问题说事，其实不过是政治处分的由头而已。经济问题本身可大可小，完全视政治需要而定。按朱皇帝的反腐标准，贪污60两银子就可以剥皮实草；当下有类似的“八项规定”，若溯及既往，将所有的官员关进牢里估计都不冤枉。
　　熊巡抚当然十分知趣，接到上谕后，立马组织“密查”，数日后便递上了回奏：“臣查国家设立科举制度，使人读书上进，本来就是要求他明晓忠孝大义，成为乡里表率。今齐召南近族内有悖逆之齐周华，齐召南身为大臣，隐讳不奏，实为玷污科举人才。荷蒙皇上格外加恩，不将齐召南治罪，只是递送回原籍，对其所有家赀，仍然准许酌留糊口，皇恩实属浩荡。其生息余赀自当查出尽数归公，臣怎敢稍存徇隐之念，致使齐召南于邀恩免罪之外，复得坐享饶裕。”
是啊，这齐周华连同齐召南的案子，本是熊巡抚主动纠察并上报的，他怎么可能存有“徇隐”之心呢？不过，光表白没用，忠不忠看行动，既是主子豢养的恶犬，就得使劲替主子去咬人！
　　接着，熊巡抚禀报了初步核查的情况：有关齐召南将银两寄与江姓生息之事，齐召南尚未从京递解回浙，尚未当面质对，齐周华原控呈内所称江姓，乃扬州盐商，未有确切的名字，浙省方面无从知其底细。据（齐周华）称“已取回八百两，尚存三百两生息”。齐召南居住天台县城，房屋甚大，他既然存心牟利，必然不止此数百金。臣现在一面发密函给江苏巡抚及两淮盐政，请他们密查盐商江姓究系何人，及生息本利的确切数据，一面密令粮道陈梦说、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天台密查齐召南家产的详情，不让他稍有隐匿。其应充公部分，并酌留糊口若干，待查明后另行具奏。
　　熊巡抚的部署足够周全精到，为了几百两银子的生息，劳动两省方面大员，分头紧急核查，万无一失。皇上不会再有不放心的了吧。

一诺千金

笔者偶然翻阅族谱，发现祖上某位先人与“二齐”案亦曾有过交集，不觉魂飞魄散，思绪如箭，瞬间穿越200余年时光隧道，一头扎入老祖宗腹中，充当了这段历史掌故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一窥究竟。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农历十一月某日上午。浙江天台县城里的妙山村。
阴沉的天，寒意凝重。一只乌鸦在空中“噢、噢”叫了两声，俯身扑向村外大路边，叼起一段枯肠，迅速穿越沟壑和梯地，缓缓停落在一棵光秃秃的乌桕树上，睁着巫婆似诡异的双眼，左顾右盼。
可以确定，乌鸦叼的是一具饿殍的枯肠。
陈崙升昨晚就听几位族中长辈说起，有一家三口从邻县仙居过来的讨饭人，男的拄一根打狗棒，女的怀抱一个女婴，走着走着，那男人便仆倒在路边水沟里，再也没爬起来。有好心人把那母女接去，给了碗粥吃，族中长辈交代几个壮丁，上午拿一张草席把那具尸体裹了，抬到厉坛后的义冡埋了。
虽说其时正值乾隆盛世，但在浙东山区，这种饿死人的事件并不罕见。
从“妙山陈”宗谱里可以见出，乾隆盛世的最大成绩就是人口的空前增长。直到康、雍年间，“妙山陈”载入谱牒的人物依然寥寥，以致元、明至清初的几次修谱，都因手抄本过于简陋而未能留存。而乾隆初和乾隆末的两次修谱，情形则大为不同，记载的人物骤增，房头分派以及各居住点的情形也愈加详实。而“妙山陈”迨至此际，由南宋初的父子两人，竟已繁衍成近万人口的本县望族。这里面，或有族群自身某种特异的基因起作用，但普遍的原因则是番薯这一旱地高产作物的推广，令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民反而比平原上的百姓更容易获得食物来源。这种情形甚至延续到二百年后的1959－1961年代，当时平地上种稻的农民青黄不接，不得不向山区农民借番薯干接济，商定的条件是，春天借100斤番薯干，秋后还120斤稻谷。
不过，爆炸式的人口增长毕竟不是小农经济所能承受得起。于是，伴同高出生率的另一面便是高死亡率。除了经常发生的局部或大面积的饥荒，也由于极度匮乏的医疗条件，病而早夭，就是富人也在所难免。陈崙升的父亲陈兆焘和叔父陈兆杰均死于26岁，两个才华横溢的读书郎，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在崙升幼小的心里烙下了生死无常的恐怖印象。
　　从妙山村“集禧堂”走出来的少年陈崙升，听到了头顶乌鸦的叫声，且迎面与那只乌鸦眼对眼地掐上了——那乌鸦叼着食物，眼里充满警戒；少年陈崙升也因此显得惴惴不安，竭力试图从乌鸦的眼神里分辨出一丝诡谲的寓意。隐忍良久，方才回过神来，朝路边“呸、呸”啐了两口，匆匆离去。
乌鸦之为不祥之物而讨人嫌，或不尽是华夏民族特有的心理。二百多年前的大清朝庶民陈崙升当然无由得知，也无从联想，就在差不多同一时刻，有一只油亮的乌鸦飞到了法国的玛丽皇后的窗口，悄无声息地停落在正在梳头的皇后的白衬裙上。这位绝代艳后并没有责怪乌鸦的无礼，反而赠给它美味的面包，以示“王室与动物之间的友好”。有鉴于此，当1793年玛丽皇后丧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之后，这只乌鸦就成了民众口中死亡的象征。
　　玛丽皇后生活的时代，包括1793这个恐怖的年份，在中国，仍如本文开头追溯到的1767年一样，均被标以“乾隆”的年号。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陈崙升满19岁，年纪略长于玛丽皇后。其时，虽然他正经历着一段小小的人生波折，但终其一生，他既没有享有玛丽皇后那样的生活舞台，当然也绝不可能遭遇玛丽皇后那样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命运。像当时所有底层中国人一样，有幸生活在“盛世”之下，其一生注定将平淡无奇，庸碌而琐屑，但也因此得以怡养天年、老死于沟壑。“妙山陈”宗谱里并未记载陈崙升的卒年，但可以确定，他活过了“乾隆”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皇帝记年。他留在宗谱的最后的文字写于嘉庆丁卯年，即1807年，距离乾隆退位（1795年）已经十二年，距离玛丽皇后上断头台已经十四年。
　　那天上午，陈崙升是奉母命，为应对眼前一件突兀而降的祸事，到县城另一大姓齐氏宗族的长辈齐萱圃家，讨讯相关信息并讨教应对措置。
带来灾祸的那只“乌鸦”正是齐氏宗族中的“狂人”齐周华。

一诺千金

虽然在经过一个半世纪之后，后人为这位清代文*字*狱的主角恢复了名誉，在杭州西湖边立的“四贤祠”中就供有他的塑像；但在当时，在浙东山区这个小县城，不只是他本人出身的齐氏宗族，还有“妙山陈”以及其他若干受到牵连的异姓宗族，几乎全体有关或无关的士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深恶痛绝。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无疑就是一只“乌鸦嘴”，一个“丧门星”。
　　在乾隆三十二年冬天，前后约有半个月的日子，因为这个齐周华，整个县城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好些人家日夜处于巨大的惊惧之中，胆战心惊，寢食不宁。这个山区小县城的居民，数百年来习惯于一种宁静而至于停滞的生活，哪怕是改朝换代，也未曾见过发生多大波澜，无非是过境的大兵来了又走了，县官老爷的面孔换过一张又一张，最深刻莫过于大清朝强加给汉人的那根辫子，也只是一时的惊诧而已，随后便也习以为然；孰想如今太平年月，却突遭来自国家权力中心（朝廷）的一记猛掌，不啻晴天霹雳，恰如挑脚担的汉子被狠搧了一把腰，又如现代人描述的地球遭到天外殒石的剧烈撞击！
　　齐周华案成了乾隆皇帝亲自督办的要案。熊巡抚将此案定性为“大逆”，皇上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
对于陈崙升这样的少年读书郎，眼前这一幕委实令人匪夷所思：尽管齐周华人品可议，毕竟当年他是奉旨“独抒己见”，就算是吕留良有罪，他为吕留良辨解不当，也不该定他“大逆”啊！“大逆”是杀头之罪，满门抄斩，第一等的重罪，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错话就得掉脑袋，那天下还有好人吗？这也太草菅人命了吧？……
毕竟是少年单纯，天性未泯，不谙世事，爱发一些牢骚和疑问。当然，陈崙升对齐周华亦无好感，认为他的悲剧，多半缘于自身乖戾的个性。族中至今犹传这位狂人的许多轶闻，说他自称“东方木星”转世，记取“木不斫，不成器”之说，自少至老，往往有意冲险犯难，不惧立于危墙之下，甚至大祸临头亦在所不辞。这一次他更像是孤注一掷，豁出去了，明知朝廷不会放过他，干脆就在自家门前高悬一联：
“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
　　可是，他却把家人、把许多不相干的人给害惨了！

一诺千金

巡抚熊学鹏在给皇上的第一份奏折中，即已开列出一长串与该案有牵连人员的名单。他们中，除了齐召南，涉案人员还有房演、杨绳武、郑义门、蒋拭之、郑如夔、盛禾、张若震、陆大业、吕抚、杨汇、陈溥、叶绍诗、梅元标、谢济世、陈升阶、侯嘉翻、丁学希、僧纪安、赵元容、陈咫亭、李绂，等。他们中有外地的，有本县的，有已故的，有健在的。有的曾为齐周华刊书写过序跋，有的则与齐周华有过诗文唱和。其中的陈溥，正是陈崙升的曾祖父，已故二十余年。

一诺千金

熊巡抚在列出上述名单之后，又在另一份奏折中补充了本县陈三痴、齐萱圃、陈昌启、许静溪四人，亦系“检查齐周华原书内有与伊等赠答诗文”，此四人尚存。
因为牵涉人员较多，情节各异，官方的查处分别轻重缓急，大体是先查健在者，再查已故者。而本县与外地，则同时交办，齐头并进，并不影响整体办案速度。
陈崙升的曾祖父陈溥号南陔，生前中过进士，当过湖南攸县的县令，在宗谱中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曾为齐周华“诸公赠言”一书写过序言，其中不免有溢美与牢骚之言，虽已身故多年，但皇上圣旨下来，凡有牵涉，务须彻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名字登记在案，就得掘地三尺。不过，中国的事向来可大可小，尺度全在于巡抚大人及本县父母官的把握。飞来横祸，让陈崙升这位少年读书郎顿时惊慌失措，忧心忡忡。一大早，便撞见那只晦气的乌鸦，眼前景物被乌鸦翅膀笼罩，一片阴沉、黯淡。
幸有父亲兆焘生前友好齐萱圃先生暗中相助，指点迷津。萱圃先生是本城齐氏宗族的长辈，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县衙里也有耳目，事先得悉了清查对象的名单以及官府的行动安排，便与相关涉案人员作了沟通，及时擘画，上下打点，化大为小，化有为无。果然，当知县老爷首先找到齐萱圃等四位健在长者讯问时，四人一口咬定：他们向来鄙弃齐周华之为人，从未与齐周华有过任何诗文唱和。其书稿中的所谓唱和诗文，均系其本人为抬高身价而冒名捏造，他人一概不知。四人口径一致，知县老爷再三诘问，均矢口不移。知县老爷也莫可奈何。

一诺千金

齐萱圃视崙升为晚辈，私下交待崙升：跟你娘说，将南陔公的书稿找个地方藏好，千万不可泄漏！届时衙门来问，就说这是老太公生前之事，如今已隔三代，父亲、祖父都故去多年，我们一无所知，但凭官府发落。

一诺千金

有萱圃先生这番话，陈崙升稍感宽慰。回到家，一五一十向母亲徐太孺人做了转述。母亲随即带他上ge*楼，

一诺千金

从一个积*满*灰*尘的竹*编*书*箧中翻出一包南*陔*公的遗*作，

一诺千金

又仔细查验了祖父陈奕兰、父亲陈兆焘留下的诗文底稿，一并包裹了，悄悄转移到后*廊*柴*房，觅一个老鼠都找不到的角落藏过。

是日下午有县衙的师爷带着差人前来搜查。一开头敲桌拍凳，气势汹汹，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当然是一无所获。随后师爷把陈崙升叫到跟前严词诘问，又是一通吓唬。崙升其时虽说已是一名庠生，毕竟未经世面，嫩着，被吓得脸孔发白，语带哭音。往常只是正月里看戏才见过的场景：县官升堂，一拍惊堂木，差役如狼似虎，按下犯人屁股就打板子，接着便套上木枷，或押赴刑场，或发配充军！——此种恐怖，教人如何不胆战心惊！所以族中长辈再三教导子弟：人生在世，第一不可犯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第二打死不见官，凡事能私了则私了，一旦犯到官府手上，这辈子就死定了。

由于崙升是陈家长孙，又是这个家族年龄最大的男丁，此类事只能由他出面。按大清法律，妇女通常不出庭，司法官对妇女介入诉讼一般也不认同，甚至以“妇女为证”作为案件不予受理的理由。所以，尽管上有母亲徐太孺人在，亦是识文断字之闺秀，一时也无从给力。

孤儿寡母，受齐周华案牵连，少年陈崙升第一回充当“一家之长”角色。但在紧要关头，尿裤了。好在陈家早已不复是当年“八枝旗杆”的名门望族，徐太孺人也早已不是从前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家道中落，礼节必有疏失，有道是“遇文王施礼乐，遇桀纣动干戈”，此时此刻，徐太孺人已顾不上身份，只好抛头露面，捧着一包早已备好的银钱，从里屋款款转出，来到师爷面前，左一口“老爷”，右一口“辛苦”，总之是“我们孤儿寡母，少见多怪，犹望老爷关照”等等，几句话说得得体又暖心，随手递上银子，道是“一点小意思，给几位大哥买鞋”。看得出师爷脸上肌肉旋即舒缓下来。

徐太孺人又哭诉一番家门不幸，自南陔公故后，先夫与祖父相继去世，既无钱给儿子购买书籍，也没看到祖上有什么藏书——就是有，经过许多年，怕也给老鼠啃完了。还请老爷仔细搜索，查到了悉数取走，留着，一点用处都没有，只好当作引火纸。

兴许师爷本来对此类追究死人的案件就不甚有兴趣，例行公事罢了，既然找不到物证，也便懒得深究。喝过茶，收下银钱，拍拍腿走路，道是“我这头没事，不过还得向县太爷禀报，若县太爷不认可，我们当差的也没办法。”留下点悬念。

终究是钱能通神，之后师爷便没有再来为难崙升母子。

后来得到的讯息是：师爷向知县禀报后，知县又将查处经过据实报到熊巡抚处，基本上得到了巡抚老爷的认可。熊巡抚在后续的一份奏折上如是写道：

……现在之天台陈三痴、齐萱圃、陈昌启、许静溪等四人，检查齐周华原书内有与伊等赠答诗文，今据该府县查，此四人尚存，随严（讯）陈三痴、齐萱圃、陈昌启、许静溪，俱坚供“从不与齐周华往来赠答，其齐周华原书内所载之诗文，均系齐周华自行捏造”等语，再四究诘，矢口不移。查齐周华病狂丧心、负恩党恶，所作诗文悖逆狂诞，该犯生前曾供：伊欲博取虚名，将凡有文名之绅士，莫不捏名代做诗文序跋，刋刻书内，夸耀于人，自认不讳。则陈三痴等所供似属可信。且搜查各家并无齐周华书籍字迹，应免其议。

因有齐周华本人的交代，为相关人员撇清了责任。就这一点来看，齐周华似乎还是个讲义气、有担当的汉子。

然而，经此一劫，少年陈崙升的心里蒙上了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始终忘不了那只停在树上的乌鸦，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盯得他心头发怵，脊背发凉。那乌鸦从此不时出现在他的梦境里，甚至在他做功课时也来频频缠扰，令他魂不守舍，书根本读不进去。

果然，熊巡抚没事了。此时，他接到调令，便把案子交到了继任浙江巡抚觉罗永德手上。觉罗永德刚一沾手此案，尚未摸清门道，就毫没来由地遭到了皇上的一顿臭骂。

觉罗永德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接手齐召南的“寄银放债生息案”。属下按前任巡抚确定的部署，前往天台县密查齐召南家产后，已经递上了回覆报告：

查明齐召南祖上遗留的抚契田地山塘五十四亩九分零、祭田十三亩五分，齐召南陆续自置田地塘共三百一十九亩零，又续置尚未过户田地山塘共一十一亩四分。又齐召南自置陈姓龙门房屋一所十二间，现在出赁取租；又自置叶姓房屋一所四十四间，现在齐召南家属居住。以上共值库平纹银四千八百六十五两八钱零。此外别无银两寄放何处生息情事。

前任巡抚与调查官员提出处分意见：“（祖产）所有田地山塘共六十八亩零，足资齐召南糊口。其余自置田地山塘共三百三十亩零、房屋二所共五十六间，共计库平纹银四千三百四十九两零，皆系齐召南陆续经营牟利所置，应悉行变价以充地方公用。”永德对此表示认可。

从以上清产核资的数据来看，曾经做到礼部侍郎的齐召南纵使不能断定为清官，至少也可确认是个“穷官”。这或许是他当年所任“京官”均系文职，并非肥缺所致。齐召南显然只是一介书生，缺乏营私舞弊的资源和资本，以至退职回家后，又经二十年经营，其所有的家产包括田地、房屋，也就是四千八百六十五两八钱银子。“四千八百六十五两八钱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同朝为官的和珅首相，倒台后的抄家清单开列，单是金库、银库、钱库的现金折合银两就有五千四百余万两，单是夹墙内搜出的藏匿赤金就有二万六千两，地窖内埋藏的银子就有一百万两！还有不计无数的房屋和财物！齐召南与和珅，简直是天壤之别。显而易见，草根平民出身的官员，虽也不乏贪得无厌者，但大都根柢浅，气量窄，即便是贪，也是小偷小摸地贪，缩手缩脚地贪，与那些天潢贵胄纯正血统的当道势要不可同日而语，最终还是印证了那句“窃钩者偷，窃国者侯”的古语。

事实上，齐召南本性温良、怯懦、循规蹈矩，决非饕餮之徒，即便与本地士绅大户相比，也不过是中产之赀而已。永德等地方官员贯彻乾隆的旨意，将其财产大部充公，剩下给其糊口的仅余价值516两银子的田产，把所有的房子都没收了，令其一家数十丁口无立锥之地！行事太过决绝。事后大概乾隆也看不过去，御批作了少量发还。从中亦可见出臣子们的心机：有意留一点破绽，“好人”让皇上去做，宁可由他们唱“黑脸”，以示自己勇于担当，乐为皇上分忧。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一日，齐召南被押解回省，永德率同两司官员，传唤齐召南到署，传达、宣讲圣旨。

据永德当日写的奏折，“齐召南跪听谕旨之下，感激悚惶。据供：‘召南应得重罪，荷蒙我皇上如天好生，恩旨宽免，递回原籍，感激涕零。生生世世不知所报，敢不敬遵训诫？安静闭门养病，以期苟延性命，享受盛世尧舜雍熙之乐，岂敢乱作诗文？召南近十多年来并无诗文，何况有逆犯（齐周华）可作鉴戒，惟有敬谨感颂皇恩于无尽’等语。奴才见其凛畏感激之状出于至情，正好署台州府事乍浦理事同知双福纳在省，奴才随即将齐召南面交双福纳带回，转交原籍地方官查收，令其闭户安分，奴才仍将随时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抱怨、腹诽、发牢骚）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

　　关于齐召南“寄银扬州江姓生息”一事，永德的报告本来也堪称详实，他先是转述江苏省的道府咨文报告：齐召南之母于乾隆十六年身故，京中止寄来祭轴二个，并无奠仪（银两）。所称扬州江姓寄商生息，查有原任台州府知府江承玠，系扬州人，后升任浙江盐驿道，雍正十二年间曾保举齐召南博学鸿词，但齐召南之母身故开吊时，江承玠先已逝世多年，此事似系齐周华捏控。至于其子孙有无寄顿齐召南银两代为生息之事，后又接到两江督臣高晋暨两淮盐政尤拔世咨文，江承玠之子即捐职知府江昉供称，“商人父亲江承玠，雍正六年补授台州府，其时商人年仅四岁，父亲如何保举齐召南，商人年幼不知，从前父亲与齐召南往来原是有的，但父亲于乾隆六年身故，今浙江省咨文称齐召南的母亲是十六年身故，其时父亲已殁了十年，如何还有寄收齐召南母死奠仪银两生息的事？若果有得，商人即应自首呈明，怎敢欺隐不说，自取罪戾？”

坏就坏在永德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奴才查此项银两，既经两江督、盐二臣查无其事，其为齐周华混控无疑，应毋庸置议。”

乾隆皇帝先是在此折上朱批“览”字，过了几日，四月初二，突然心血来潮，又下了一道“永德有意沽名传旨申饬谕”：

永德所奏齐召南将银两托江姓商人生息一事，并未详查得实，就称是齐周华诬控，无疑不仅是冒昧疏忽，而且深蹈外吏消弭卸责之陋习。齐召南已令押回原籍，将来到浙时，不难向他查问江姓究系何人，自然可以得出确实情况，而永德一接尤拔世咨文，就说毋庸办理，试问江姓经商者，岂是江承玠之外别无一人耶？永德刚才担任巡抚之职，正当实心奋勉努力，如何就有意沽名钓誉？这样的话，实在有失朕委任封疆之意，无福承受矣！永德著传旨申饬。再，该巡抚以后除请安、谢恩各折外，其办理地方公务奏折，俱应书写‘臣’字，以符体制。其他外官一并将此谕传阅通知。钦此。

给永德按了一个“沽名”之罪，想来事出有因。乾隆深心所虑乃是地方大员的“消弭卸责陋习”，也就是遇事推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负责任。这本是官场积习，永德作为新任巡抚，甫一到任，若即与地方官们沆瀣一气，讨好属吏，那不是“沽名”是什么？乾隆如此语重，自然是从吏治着眼，可谓深谋远虑。此外，但凡涉及君臣体制之大义，乾隆是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大臣书写奏折疏略了“臣”字，当然更不可容忍。不过，驭下固然是皇权尊隆的需要，但拿齐召南“寄银生息”这件小事来旁敲侧击，伤及无辜，未免小题大作，言不及义。

皇上火气很大，语气更重：“殊失委任封疆之意，无福承受矣！”——你还想不想要头上这顶“红顶子”？！

永德接谕后自然是惊恐万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管他内心里并不认同乾隆的训斥和指责，但必须表示出虚心接受的恳切态度，竭诚感激皇上对他的恩典有如重生父母，他将禀承皇上的教诲而努力改过自新。总之，他明确意识到这是一场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严重的信任危机，必须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加以化解。

他是于四月十六日在视察海塘时从傅恒、尹继善、刘统勋三位大学士手中接到乾隆上谕的，于四月十九日即给乾隆回覆了奏折。

在这份奏折中，他先是向乾隆补充澄清了一个情节：

四月初一日，也就是顺天府尹将齐召南押解到浙省的当天，臣率同两司官员传旨晓谕，令其闭户安分，当时，臣就将“寄存江姓银两”一事，出其不意，亲加诘问，据供，‘逆犯（齐周华）挟恨诬告，有银两寄与江姓生息，召南并无其事。仔细思量，止有江承玠系扬州人，雍正年间曾任台州知府，因观风取士，甚见优待，至于召南荐举词科，江转任驿盐道已久；召南初做翰林，江即身故，召南曾寄祭轴吊唁。召南母亲去世，江之子亦曾远寄祭轴，但并无银两与伊生息之事’。臣因为此事先已根据两江督、盐二臣咨覆，业于三月十六日具奏在案，本想等谕旨到了再遵照执行，所以在四月初三日止是将传旨晓谕的缘由具奏，而没有将询问齐召南寄银生息的经过禀报。

尽管事实上没有放松对齐召南寄银生息一事的查究，但永德仍然深刻检讨自己对此事重视不够，在接到三位大学士转来的圣谕后，“臣跪读圣训，指示至明至切，又是感激又是惊恐，实在无地自容！……臣愚昧之见，以为两江督、盐二臣既然查无其事，想必不致草率，于是就冒昧具奏，实在是无可挽回的错误。”这位新任巡抚还是挺会演戏的，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在痛加自责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插入一段撒娇式的自我表白：“哎哟喂皇阿玛，臣子本是蠢蛋一个，全靠皇上豢养小狗似的悉心栽培，多次提拔重用，由道员升至藩司，在任才三年，还没好好报答，又受到皇上恩宠，让我当上了巡抚，皇阿玛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臣子真是一想到就热泪滚滚!草木尚且懂得感恩图报，何况臣子出身也是满洲红色基因，受到皇上如此眷顾，就是吃饭睡觉做梦也无时无刻不想着要努力报效，决心要做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官。平时本人最痛恨的就是地方官浮滑刁奸之恶习，哪里敢重蹈覆辙、存有一丝一毫沽名钓誉和患得患失的心理啊，如果那样自暴自弃，那真是忘恩负义的无福之人了!实在是臣子才疏识浅，单凭尤拔世一纸咨文，就错误地认定是‘齐周华诬告’，简直太麻痹太、太不讲政治了。现在听皇阿玛一番训导，如梦方醒，细思极恐，惭愧后悔莫及。今后唯有认真遵循皇上指示，脚踏实地，努力改过，凡事调查确切，慎重办理，以弥补犯下的罪愆和错误。”

最后，还要自请处分，“伏祈皇上睿鉴并恳请敕谕吏部，将臣严加议处，以为办事冒昧疏忽者戒。”

臣子的话说到这份上，事情也已纤毫毕现，乾隆遂下朱批：知道了，亦不必深究矣。

反倒是做臣子的不依不饶，从此没完没了，以表现自己的忠贞不贰，肝脑涂地。与今人所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绝对是异曲同工。

接着，永德委派湖州知府布勒亨前往台郡，再加密访、提讯，据布勒亨回省禀称：据齐召南供，“乾隆十六年丁母忧时，同僚梁诗正等寄有奠仪银九十余两，词林同馆杨椿等有银五十余两，江昉亦有银三十六两，通共收得奠仪一百八十余两。即为葬事用完，实在没有交与江承玠之子及别姓商人生息之事。”诘问再三，坚供“齐周华控告生息银子只不过三百两，召南荷蒙皇恩格外从宽，还敢为些须银子自甘重罪么？”等语。密提邻族人等分别盘问，并细加访察，并无人知齐召南寄银生息之事。（见永德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奏折）

直到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齐召南病故，此案才不了了之。六月初八日，浙江巡抚臣觉罗永德上奏：“窃照革职侍郎齐召南，前经内部问拟杖流，钦奉谕旨加恩宽免，递回原籍，令其闭户安分。……今据天台县知县沈坚呈报：齐召南感冒痰疾，医治不痊，于五月二十三日身故。臣查，在籍大员病故，例应题报。齐召南系革职废员，毋庸具题，但系奉旨递回，令其闭户安分之员，除告知吏部外，理当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乾隆在这份奏折上，朱批一字“览”。

齐召南递解回籍后，大门不出，四至不迈，目睹大部家产被抄没，而上官调查其“寄银生息事”没完没了，每天搅得鸡犬不宁，又惊又吓，心境可想而知。

地方官一次次集众宣讲，昭示皇恩浩荡，揭批犯人罪愆，昔日的“齐大人”被整得声名狼藉。这些日子，若不是族中如齐萱圃等几位亲友，不时过来陪伴，宽慰几句，更不知老先生如何咽得下这满腔苦水。

后人都说齐召南愚忠，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乾隆的知遇之恩，绝口不提家事，但恐怕已是心口不一。须知他自递解回家后便一直处于严厉管制之下，皇上圣旨严令其“闭户安分，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笔头、怨诽情事，即行严参，从重治罪。”前有熊学鹏，后有觉罗永德，一干鹰犬酷吏“随时查察”，出于家族自保，他也不敢在言语上再有丝毫差池。

　　齐召南一生为醇儒，恪守礼教，但他毕竟曾在宫廷呆过多年，对乾隆皇帝有过近距离观察，对这位圣主的禀性不乏了解。据说，乾隆南巡时召见他，曾问他天台、雁荡两山风光如何，他故意回避，说自己不曾去过。乾隆问他两山近在咫尺，为何不去？齐召南答以山势高峻、溪流险急，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其实，正是他目睹乾隆南巡对地方造成的沉重负担，踏地损草，劳民伤财，銮驾过处如过兵，以为天台穷乡僻壤，承受不起皇上御驾光临的洪恩，故而加以委婉推托。

在少年陈崙升眼里，齐大人召南向来是一位仁厚长者。他当过那么大的官，却从不见他在人前端架子，无论对谁，总是一团和气，甚至走在街上，见了贩夫走卒，也会主动招呼、避让。

当年，齐大人在京城时，崙升的祖父奕兰公，曾请他为曾祖南陔公及崙升父亲兆焘的诗文集写过序。祖父奕兰公在世时，有一次带着崙升到齐府拜见齐大人，并为写序的事当面向他表示谢意，齐大人连声说“应该的，应该的”。他说他写序不是看在面子上，而要看值不值得写。南陔公的为人为文令他敬重，而兆焘的诗才则是他曾经副以重望的，可惜天妒英才……

这样一位有道君子，人见人敬的大好人，当今皇上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皇上当年对他不是十分器重的吗，为何转脸就不认人？

直到这场风波差不多被人遗忘之后，齐大人召南之死，仍不时在少年陈崙升的心头勾起一阵阵隐痛。

事件也引发了陈崙升对相关前辈的好奇窥探之心。某日，他悄悄翻出曾祖陈溥为齐周华《诸公赠言》写的序文（名山藏附诸公赠言集。是为乡贤陈甲林在民国修谱时收于谱牒）：

齐君巨山（周华字号），少禀殊质，甫就传，即涉猎群籍。喜为古文诗词，不屑作经生寻常语。弱冠，补博士弟子员，与其从弟次风（召南）先生齐名。顾次风，气宇沉凝，不轻露圭角，巨山则轩腾倜傥，顾盼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每当花晨月夕，与诸名流酌酒敲诗弹琴说剑，人或以为狂，而巨山怡然自若。以故，江以南文章声气之士多乐与之游。岁辛亥，世宗皇帝因石门吕氏案诏天下郡邑诸生独抒己见，巨山应诏陈言。时浙中诸当道虑贾祸，不以之上闻。巨山遂徒步上长安，投其词于刑部，部谓与原旨不合，令其归向本籍学政呈请代题。而督抚诸公仍执前见，学政力不能争，讽巨山“以风疾自承，事可中止”，而巨山不从，遂羁之请室（注：请室，请罪之室）者五年。土锉蓬檐，风阑雨伏，日与缧囚为伍。而巨山手一编昼夕咿唔，气不少挫。……先是巨山获罪时，里中禢几少年多有诋毁而非笑之者，而吴越诸知交知其志本无他，特以狂直取罪，因相与咨嗟痛惜，不远千里，折简裁诗致音问者无虚日。巨山既荟萃其生平所作诗文，为“初学风波”、“需郊”等集，复取远近所贻，汇为一编，题曰“诸公赠言”，丐余为序。余维古来直言敢谏之臣，自分官守言责，义在不得不言，而所言者又或拂逆上意，以致披鳞取谴、九死不辞者，史册多有。今巨山一介书生，未尝受朝廷升斗之粟，言责官守一无所与，只以激于一时之见，独行其是，……既不获与前明杨左诸公全杀身成仁之名，并不得与南宋陈东收掖正锄奸之效，一腔义愤，百折不回，非唯为诋毁非笑者之所不及知，即诸知交之咨嗟痛惜者，亦非巨山之本意也。余阅其自序有云“怨可忘，德则可取”，殆与昔时客之说信陵者同旨。以故诋毁非笑之词置之不论，而于诸知交之咨嗟痛惜者，片语只字谨识不忘。斯编也，传于见直道之不没于人心，后之读书有志者闻风兴起，足以立懦而廉顽，亦以云劝也。余故乐为之序而归之。

崙升看罢曾祖这篇序文，顿时大惊失色，暗想曾祖要是活到今天，被皇上查获这份原稿，恐怕免不了也有杀身之祸！显然，曾祖陈溥是把齐周华与古来那些敢于犯言直谏的士大夫相提并论的，甚至认为齐的境界更高一筹，因为他只是布衣一名，并不担负“官守言责”，一腔义愤，百折不回，不仅令一般人无法理解，拿他当笑话，就是那些知己朋友发出叹惜之声，也是有违他初衷的。陈溥高度评价齐周华的“直道”，认为这是最值得珍惜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士人品质。陈溥比较齐周华与齐召南两人的性情，似乎更欣赏周华的“狂狷”之气，透露出这位老先生自己也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他要是活到现在，又如何能见容于乾隆这位英明天子？

陈崙升寻思，大概数十年之前，或因文网尚不甚严密，或因文人习气，在非正式场合傥言阔论无所遮蔽，又或因政治打击未曾落到自己头上，虽外界时有文字狱传闻，毕竟与己无关，无切肤之痛，所以，其时齐周华虽已属缧紲之余，若干乡贤仍然敢于引为知交，不但不忌讳，反以同类为自豪；但经乾隆帝此番雷霆般的整肃，见出此中的利害，本邑士子从此鸦雀无声，对齐周华这个名字都很少再有人提起，甚至连齐召南这位偶像级人物也一度遭受了冷落，足见读书人的胆子从来是不经吓的。

“读书读呆了，读成了书痴！”

这是陈崙升对狂士齐周华的总结性评价。齐周华当年“上书”的最初动机，或简单地出于对本人在宗族中身份的自我定位，一直以来拿自己与齐召南对比，心理不平衡，故欲行“非常人之举”，为常人所不为；一旦蹈入罗网，破了功名之梦，进退维谷，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反而滋长了一种忠臣烈士式的“殉道”意识，且不断自我膨胀，如乡谚所谓“硬来硬到底，麦来不吃米”，从此一意孤行，死不回头。为人处世，这样做值得吗？

无论是狂人齐周华还是醇儒齐召南，无疑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一生饱读经书，但这经书中的道理可信么？

读书，读书，读书求功名，功名是什么？道是为国为民为社稷苍生，那都是面子上话，里子还不都是为衣食稻粱谋，为个人觅个锦绣前程？普通人家子弟，无倚无傍，没有必要把志向定得那么高，非走仕途利禄这条道不可，不切实际，不着边际，好高鹜远，眼高手低，结果于人于己均无益处。

那些日子，陈崙升无论做什么事都特别没劲，早晚的课读，注意力更难集中在书上。

陈崙升刚满周岁，父亲陈兆焘就去世了。而到他七八岁的时候，祖父陈奕兰仍健在。所以，他对父亲的面貌全无印象，而祖父的慈爱，至今犹历历在目。

崙升的聪明和记性，据说与他父亲兆焘有得一比。七岁时，他就能背诵许多唐诗，有母亲教他的，也有祖父教他的。一个夏夜，祖父和他在门前羹豆架旁纳凉，听他背过几首唐诗，不觉兴奋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崙升啊，我们家历代以诗相传，到你父亲已经九世，从未断绝。早先的竹窗公和心怙公，他们的诗文在前明时已经刊行。你的曾祖南陔公及你的父亲，留下的诗稿却至今尚未授梓付印。这就是你将来的责任了。你可要好自为之，认真读书上进，不负先人期待啊！”崙升当时虽然年幼，听了，也颇有触动，谨记在心，不敢轻怠。

然而，眼前这起文字案，令他他对前程充满了疑惧和徬徨，人生信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信息闭塞，皇朝政治对庶民宗族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但面对固若金汤的“王法”高墙，芸芸众生大都会采取规避态度，绝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何况置身于大清乾隆时代——一个皇帝坐了六十年龙椅，在他个人堪称“十全十美”，对其治下的子民则决非幸事，法网愈趋严密，思想愈加窒息，空气都几乎停止了流动，一切变化的希冀被泯灭一空。像陈崙升这样的读书郎，从诞生到长大成人，接受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本地及宗族共同体内部，从学习做人到训练谋生本领，均出自朝廷颁布的教科书即“四书五经”。陈崙升们的个性、心理和识见从生下来时就已铸定。不知道大山外面是什么样子，想像不出世界上还有另外的生存模式。当然，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此时此刻，在地球另一面有一个叫玛丽的皇后正被一场革命推上了断头台，这位高贵的女士却并不因此诅咒那只给她招来晦气的乌鸦，反而为自己不慎踩着侩子手的脚而向对方表示了由衷的道歉。当然，他也浑然无知（知道了也难以想象），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叩击中国的国门，而乾隆大帝在接待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傲慢，又是怎样严重影响了日后中国的历史进程……耐人寻味的是，以乾隆之精明，居然对一件关系国运的大事无动于衷，却对属下一起“寄银生息”的细案情有独钟、孜孜不倦、死缠烂打，投入了如许精力！

借着一名退休官员的一件无中生有的小事，皇帝与臣僚们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演绎了一出“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信”的和谐双簧，上下相安，皆大欢喜。而一代硕儒齐召南成了一只被猫儿玩来踢去、玩够了再吞食的小老鼠，最后一点士大夫颜面荡然无存。

齐召南生前无论如何想像不到，自己大半辈子苦心经营的一份简陋乡居，没有等到自己入土，便被悉数没入官府。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扫地出门，眼睁睁看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差入室抄家，感觉中肯定比遭了盗贼抢劫和一场火灾还要恐惧。他是被活活吓死的。但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当着有司的面，还不得不有所表示，绝口不提自己的不幸，只是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濒于死者两次，全靠圣主得以生全。生生世世，宜如何图报也……”

就此而言，齐召南的死，还远不如他那位堂兄齐周华死得痛快！－－这个狂狷之徒，其实根本没有一丝对大清朝的叛逆之意，他只是中孔孟之毒太深了点，以为跟皇上是可以谈情说理的，以为皇上还真是讲仁义的；此外，不排除他有太想出名的念头，无非采用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结果落了个碎尸的下场，还拉了一群垫背的。或许，他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谓求仁得仁、求名得名、求死得死，他不会觉得自己死得冤，至死也没有乞求朝廷的宽恕。如果说这世界还有士大夫精神的最后一星余烬，反倒是在这个疯子身上，可以依稀闻到一点异味。

而小城中人人敬仰的齐大人召南，虽然死了得个全尸，但已然是家破人亡，且让旁人窥破：原来在当今皇上的眼里，士大夫的体面及其赖以庇身的乡居，与草芥蝼蚁之辈和树头的老鸦窠并没什么两样。